人口壓力的問題可分兩個方面討論,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係;二是人口壓力下,同樣土地投入過多勞力,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業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三零年代卜凱、翁文灝、陳長蘅等學者曾估計中國耕地面積只佔國土的8%,還有20億畝以上大量待開發的土地,雖然這樣的估計過於樂觀但諸如拋荒、墳場等土地未合理利用,以及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平均農戶耕地下降的程度不如平均人耕地那麼多。而耕地需與耕作能力相適應,1946年統計江、浙兩省農戶平均每戶有耕地16.9畝、13.2畝。明清農書多提及一個農夫約能耕10畝,李伯重、費孝通、黃炎培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除牛耕者外,一般農戶耕作能力在10畝上下,故以耕地最緊張的江南地區而言,與傳統的集約化耕作相適應。

        人口與土地的關係,波斯坦(M.M.Postan)認為人口增長超過土地承受力時,會發生人口下降的「自我調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歐洲是農牧一體,反觀中國的農業區與畜牧區是分離的,農業區除種植外,就是手工紡織業,基本上不會用到土地,即使是種棉、桑、麻等原料,也可以透過手工業成品與外地交換糧食。以農業生產而言,作者認為重要的不是耕地面積,而是播種面積,因為中國農業以復種見長。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只是種植的自然關係,還包含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諸如佃農與地主的租佃關係、農產品商品化等等,皆影響勞動力與土地的關係。總之,人與土地的關係不能光看數字,要注意各種數字之外的因素。

        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在人口壓力下,投入更多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進行的,作者贊同黃宗智的看法,將一個有剩餘勞動力的小農投入他的田產裡,儘管只能獲得較少的邊際收益,卻可以獲得很大的邊際效用。況且這是理論上的情況,實際上耕地面積是增長的,通過人口往西部、東北流動,對人口高密度地區有舒緩的作用。而在最密集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的集約化耕作不是靠投入人力,而是投入資本,例如使用肥料。作者認為小農經濟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不會浪費資本與人力,農民不會不斷地將剩餘勞動力投入土地,而產生「五個人幹三個人的工作」的情況,尤其在近代社會,剩餘的人力可以從事手工業或到外地尋求出路。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總有效用,否則不會存在。

        摘自:吳承明,〈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2(北京,1989),頁63-77。本文只摘第三節,前二節的重要數據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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