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一書[1]，共有四章，第一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之構成和特徵的考察〉介紹十九世紀中國紳士集團的構成，並講述其構成依據，最後分析紳士具有的權力與職責。第二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的人數分析〉以太平天國為分界點，探討紳士數量前後的演變。第三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的科舉生涯〉主要圍繞著科舉制度，及其對考生的影響。第四章〈對於十九世紀中國紳士傳記的數量分析〉須搭配書後圖表，此處從略。
第一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之構成和特徵的考察
作者將紳士定義為取得學品、學銜、官職、功名的人，其中學品與學銜須透過科舉考試後取得，此種途徑稱為「正途」，官職亦是給予此種通過考試證明的人。而透過捐納取得功名的途徑則稱為「異途」，例如捐納為「例監生」、「例貢生」，但例監生若參加更高層的科舉而中試，便可轉換為正途出身的紳士。
正途的紳士中地位最低層的是生員，作者稱此為下層紳士。舉人、進士、貢生、官吏等，則稱為上層紳士。而異途紳士的下層為例監生，捐納而得的官吏，則為上層紳士(表一、紳士集團劃分簡表)，上層或下層的差異，可以從他們的衣冠上清楚的分別。紳士集團們都享有特權，只是上層紳士擁有較多的特權，例如田賦繳納可享有較多的減免，在一些祭祀、婚喪的場合也須由上層紳士擔任主持角色。
下層紳士的構成主要透過考試和捐納，考試只開放給良民的男性參與，且考生得找一個紳士替他做保，參加童試者稱為「俊秀」，通過童試便可成為「生員」，即俗稱的秀才。童試由州縣試、府試、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組成，考過州縣試者便稱為「童生」；武童試亦由三階段考試組成，通過後成為「武生員」。捐納是擠身於下層紳士的另一途徑，捐為例監生者即成為名義上的國子監生，但只有少部分的例監生會去京城國子監讀書。已經成為生員者，亦可用較低的價格捐為例監生。除考試和捐納外，還有一些特殊的途徑，如皇帝恩賜的「恩監生」、世襲獲得的「蔭監生」。至於地方耆老，是由年長的紳士，以及普通的年長者，其中後者雖具有威望，如參加鄉飲酒禮、受賜匾額等，地位略高於平民，但不屬於紳士階級，亦沒有特權。
生員若要向上流動，可參加歲科考試，其中成績優秀者為「廩生」，享有津貼；其次者稱為「增生」，意為增廣生員，可遞補廩生缺額；至於最差者稱為「附生」，意為補遺的生員。例監生是下層紳士中最大的集團，他們原為平民或生員，而例貢生的組成亦為平民或生員，倘若他們想要在國子監學習，然後參加考試，會比正途的貢生、監生待的更久一些。
上層紳士主要是通過正途的科舉，一旦參加鄉試通過而成為舉人，即成為上層紳士。不過監生、貢生除參加普通鄉試，可以參加較特別的「順天鄉試」，便不必與所有的生員競爭。一般而言，舉人的學銜都是正途獲得，但也有例外，如乾隆皇帝曾授予兩名貢生與一名生員為「恩賞舉人」，宦績卓越的官員後裔也有蔭得舉人者，不過相當少見。較常見的是朝廷急需軍餉，有些高額捐助者也獲得舉人銜。舉人再繼續應會試，及第則成為「進士」，他們可以直接進入官場，或是入翰林院，最後擔任要職。另一個進入上層紳士的途徑是五種貢生，十二年舉行一次的特殊考試，中者稱「拔貢生」；三年一次，從廩生、增生中選拔學業優秀並進行總督、巡撫、學政會考，中者稱「優貢生」；依據資歷選拔的稱為「歲貢生」，名額為府學每年一個、州學三年兩個、縣學兩年一個；如逢國家慶典再選拔者稱「恩貢生」；這些貢生的副榜稱為「副貢生」，此五貢皆屬於正途，有時甚至授行政官職。至於成為上級紳士的異途，仍是靠捐納、軍功、舉薦等途徑，理論上生員和平民不能捐官，因為生員還是在學生，而平民不應平步青雲，但實際上此二者可以先捐例監生、例貢生銜，再進而捐官。
紳士的特權可以透過禮儀彰顯出來，其穿著、稱呼、頂戴都不同於百姓。且只有紳士才能參加文廟的官方祭典，在各種典禮和節慶中，紳士也承擔著重要角色。法律給予紳士的特權是犯罪不會上刑，如須懲治紳士，必須遷革除其身分。且在訴訟中，平民不得指名紳士出庭作證，紳士若涉及訴訟，可派僕人到庭代聽。紳士在經濟上的特權是免繳丁稅和勞役，原本田產是不能免稅的，但紳士仍可減免或允許拖欠。此外，紳士往往還會拿到來自官府或本家的各種補貼，包括盤費、廩米、災荒時的賑濟金等等。
以上所提到的是官府所給予的正當特權，在此之外，紳士常憑藉著身分擴大權力。偷漏賦稅是最常見的，由於情況太過嚴重，官府曾頒布相關的治罪辦法，革去紳士身分至其繳清拖賦為止。紳士還會讓百姓將田產詭寄在其名下，以幫助他人逃避田畝攤派的徭役。甚至有同姓族人集資捐一官銜，使本家免去徭役，其重擔卻落在剩下的農民上。有的紳士會使手段分沾行政官員的油水，有的與胥吏勾結，對鄉民濫爭賦稅、干預司法、強據灘地等等，不勝枚舉。
然而紳士集團亦有其社會職責，包括參與賑災事務、興修公共工程、組織團練等等。由於清朝知縣任期都不太長，平均約在一至二年間(表二、知縣的實際任期)，因此地方官常必須仰賴、諮詢紳士。紳士也會用其影響力去主導官府，如太平天國時期，當蘇州被佔領後，逃至上海的蘇州紳士曾力勸曾國藩派李鴻章奪回蘇州。據廣東、廣西的地方志指出，紳士主持的公共工程建設，佔了整體極高的比例。紳士的另一項職責是保護傳統的綱常，一方面透過津貼學生、捐助土地興修文廟等等；一方面也編纂地方志，彰顯忠孝節義。在社會動盪的清末，紳士也成為地方武裝組織的負責首領，從事保衛家鄉、翻修堡寨等等工作。在太平天國時期，紳士還開辦不屬於中央控制的「厘金」，向坐商和行商徵收，此可視為地方政府崛起的關鍵，政府組織的權威由紳士取而代之。
第二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的人數分析
作者先確定院試的時間，武科院試三年一次無疑義，至於文科院試的時間，據《通州直隸州志》確定順治二年(1645)至四年(1647)三年一次，此後改三年兩次。順治十五年(1645)至康熙十二年(1673)期間改回三年一次，之後又改為三年兩次。院試的學額是按行政單位分配的，與應考人數無關，順治四年的配額為：大學40名、中學30名、小學20名，此後略有增減，許多地方都將學額控制在最高額上，江南地區則因紳士要求而開放了一些非正式的學額。此外，政府對客家人、少數民族、土司、鹽商等特殊身分與地區，都增開了若干學額。朝廷亦在太平天國時期，賞賜捐輸軍餉的地區增加學額，包括永久性的永廣學額，以及暫時暫廣學額。為了保持學額不致失控，永廣學額規定不得超過十個，在原額低於十的地區，亦不得過原定額。然而開增永廣學額的影響是使富裕地區的機會增多(表四、太平天國前後文生員學額簡表)。至於武生員的學額記載較少，康熙十年(1671)規定府學20名、大州縣學15名、中縣學12名、小縣學7至8名，可見與文生員是差不多的。不過許多地方的文生員學額較多，可能是因為文科考生較多所致，增額時也都以增文生員為主。據地方志的記載，武生員的比例約為文生員的85%左右，太平天國後增至88%(表十八、文武生員學額的差異)。
作者以太平天國後的無錫、金匱兩地的生員為材料，分析80名生員，考中的平均年齡為25歲，死亡年齡約在60歲左右，因此紳士的平均生涯為33年。生員的數目統計，在學額不變動的前提下，作者推測太平天國前的生員總數約有74萬人(表二十、太平天國以前的生員人數及其在各省的分布)，在考慮因為戰爭而增多的學額，算出太平天國後的生員總數為91萬人(表二十二、太平天國後的生員人數及其在各省的分布)。接著考察例監生的數量，發現有穩定下降的趨勢，道光朝初期約有8萬人，道光朝末期僅剩3萬人(表二十四、道光朝捐監人數、捐監銀數及捐監者在人口中的比例)，此可能與財富分配的變動有關，因為從捐監銀數回推，發現捐監的多為平民，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造成想捐監生者的經濟能力被削弱。至於太平天國後，捐監的人數有提升的跡象，回升至5萬人左右，可能與捐銀方式改變有關，戶部將空白捐照發於各省，由地方自主。由此可知太平天國前的紳士總數約為110萬人，太平天國後增為144萬人。作者在進一步估計也可連帶享受到特權的紳士直系親屬，發現平均的家庭規模並不大，約只有5人(表二十三、紳士家庭的人口數計算)，那麼包括親屬在內的紳士總人數在太平天國前有550萬人，太平天國後則有720萬人。而紳士的分佈比例並不均衡，此與正途學額依照行政單位設置有關，在太平天國後由於江南地區一則因捐輸人數增加，一則因人口移入增加，使得紳士數量較太平天國前多了一倍，邊遠省分因捐輸不踴躍，比例因而下降(圖二、紳士階層在十九世紀中國人口的比例)。
統計紳士集團內各階層的人數，上層紳士方面，太平天國前的文武官員及有虛銜者為8萬人、文武舉人1.8萬人、正途貢生2.7萬人，共計12.5萬人。太平天國後文武官員及有虛銜者為15萬人、文武舉人1.9萬人、正途貢生3.5萬人，共計20.4萬人(舉人、貢生等人數的計算，請自行參考書114-131頁)。下層紳士方面，太平天國前的例貢生約有1萬、文生員46萬、武生員19.5萬、例監生31萬。太平天國後的例貢生約有1.3萬、文生員55萬、武生員25萬、例監生43萬(各類生員的計算，請自行參考書131-136頁)。意即在太平天國前期，全國110萬名紳士中，約有12萬名上層紳士，其中4萬人為異途。下層紳士的98萬人中，有31萬人為異途；至太平天過後期，紳士總數達150萬人，上層紳士人數增至20萬人，其中10萬人為異途。125萬人下層紳士中，有43萬人為異途(圖四、太平天過前後其上層紳士與下層紳士、正途紳士與異途紳士之間的比例)。可見在上層紳士比例增加的過程中，異途對正途的比例也是持續增加的。
總結來說，十九世紀紳士的總數達110餘萬人，加上其親屬則達550萬人，其特權階層對平民所加諸的負擔是很重的。而紳士成員遍布全國，在任何一個縣，在每個行政單位都保持著一批紳士。清朝利用捐納制度以牽制正途紳士，其構成紳士集團達到30%以上。不過正途的人數因為太平天國之亂，讓名額有增加的情況，比較十九世紀前後半葉的差異，正途人口從74萬增加至91萬。不過太平天國後，異途的人數也大幅增加，正途與異途相加總達到720萬人。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異途已向上滲透至上層紳士中，使紳士集團的構成產生變化。
第三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的科舉生涯
考中生員的下層紳士通常不會以此為滿足，還會更進一步的往上層流動，據作者提供的文集資料顯示，清代鄉試平均的考生總數約有19萬人，廣東、廣西、浙江等地的競爭者也多有一萬餘人。學生們往往考了好幾次才中試，平均的年齡生員為24歲、舉人為30歲、進士為35歲，從生員升至進士需花十年之久。而且生員按例要參加縣、州、府各級教官的定期考試，雖然此制度未必嚴格執行，但紳士們為了保留原位，或是努力晉升，都須花費很多的時間應考。
清代鄉試的考試內容為三場，出題範圍來自儒家經典中的議題，第一場考四書文、試帖詩；第二場考經文；第三場考策問。乾隆二十二年(1757)前，除考四書文外、經文，還兼考論、表、判，論題來自於程朱理學。而策問的問題起初包含一些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至十八世紀末改討論哲學。考試作文的形式必須遵循八股格式，試帖詩必須講究格律，甚至連武舉都須考默寫武經，這樣的規定影響了士子對讀書的態度，清末一些有識之士紛紛上言指出這樣的題目太不務實，難以選拔人才。
科舉制度使「機會均等」成為可能，但並不是完全的平等，賤民出身者完全被排除在外，且有財有勢者仍然擁有優勢，舉人銜等官銜時會授與達官子弟，富人再進入紳士階層也較為便利，通過捐輸軍餉而得到賞賜，完全不必經由考試。童試、鄉試對於鹽商也有單獨的名額，使得他們的機會比平民高得多。鄉試在閱卷上，高官顯貴的子弟也有特殊待遇，他們的考卷被標明為「官卷」，另有舉額。原先官卷與民卷分開始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其目的是要給窮書生更多機會，結果卻適得其反。而最大的不公平在於平民無法承擔多年讀書應試的費用，除試卷要收費，中榜也須繳納作保規費。雖然士紳也有辦義學，可惜目前的研究對於義學的成效還不甚清楚。即使如此，科舉的平等精神尚能維繫著中國社會，只是當十九世紀後半葉，捐納制度氾濫，異途出身比例暴增，且能獲實授，使正途官宦不得不候補一段時間，科舉的均等原則更不復存在了。
清代對於科場舞弊處以重刑，但仍層出不窮，甚至連外國人也悉知此事，《星期六評論》曾報導有考題一宣布後，考生將考題仍出牆外給同夥，或是應考生的僕人實為職業槍手、冒名應考等等事體。當試卷送入閱卷時，考生會遞條子，嘗試使考官能辨別卷子。雖然發榜後會舉行複試，但這些檢驗也流於形式。
科舉的目的在選拔有才幹的人出任官職，但清末的考試內容純屬形式，因此作者認為清代的科舉還有箝制讀書人思想的目的，康熙時期的《上諭十六條》、《聖祖御制訓飭士子文》等等，都呈現了對紳士思想灌輸的努力。科舉制度使想謀取紳士地位的人沉湎於科舉生涯中，他們的思想被灌輸以綱常名教為重點，這些紳士再將儒學傳給民眾，造就一個利於清朝統治的社會結構。
在與西方列強接觸的過程中，曝露了科舉制度這的不足，但即使是同、光年間意識到西學重要的人也未敢輕言廢除科舉。光緒二十四年(1898)下詔廢止考試中的八股文、四書文，漸轉變為討論國際事務的策論。而後又陸續開辦一些以西方知識為新課，中國經典為主課的學校，科舉制度最終在袁世凱的奏請下，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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