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是何兆武的口述回憶錄,我讀了此書才知道何兆武在西南聯大結束後曾短暫來過臺灣,任教於建國中學。他在此書中提到了殷海光、馮友蘭、梁啟超、胡適等許多名人,其評價也十分有趣,例如他說他以前對殷海光的印象不太好,後來得知殷海光在臺灣的情況,才自覺早年的印象錯了。何兆武是這樣評價胡適的,他說:

對一個學人應該有兩種評價,或者說有兩種標準,一個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有很多人對時代的影響太大了,包括梁啟超、胡適,他們影響了整個一個時代的風氣,就不宜於專業的角度來衡量。他們在某一個專業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貢獻,可是他們對於整個時代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傳裡都講,他們在個時代的青年幾乎沒有不受梁啟超影響的。……和梁啟超一樣,胡適的功績在於他做為一個宣傳家宣傳新文化,可以說相當於西方的伏爾泰,他們都是領導一個時代風氣的先驅,功績是偉大的。[1]

讀者應該體會的出來,何兆武這樣的說法,其隱喻是他覺得梁啟超與胡適在學術上的貢獻不高,但仍肯定兩人的思想。之前聽張元老師的課,他也打趣的說清華四導師中學問較差的是梁啟超。可是何兆武仍覺得胡適的思想有其侷限性,他繼續寫道:

達爾文的思想以及隨後風行一時的實證主義思潮影響到胡適,胡適的思想缺乏深度也與此有關,他始終都停留在進化論的階段,停留在實證主義,而且他批評別人也這樣說:什麼什麼人為什麼還這樣思想呢?就是因為他沒有接觸了進化論的緣故。其實胡適接觸了進化論卻被進化論束縛住了,處處都受了它的限制。[2]

我還滿同意何兆武的看法,不過胡適到臺灣後,思想是有轉變的,這部分何兆武就不甚清楚了。但總體來說,對胡適的評價還是正面大於負面,強調胡適雖跟著國民黨,但不是和國民黨合作無間,常給蔣中正提意見[3]

    何兆武還在書中還提到了何炳棣、馮友蘭等人對胡適的看法。何炳棣的看法是節錄《讀史閱世六十年》,這裡就不提了。馮友蘭則是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4]

    書中還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如何兆武提到胡適的名氣很大,1936年胡適到湖南演講,一場就領了五千銀洋。當時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約是三百大洋,像馮友蘭這樣的名教授也不過五百大洋。[5]可見胡適當時的派頭多大,無怪乎他可以捐助好多人還不求回報。



[1]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頁49-50。

[2] 何兆武,《上學記》,頁52-53。

[3] 何兆武,《上學記》,頁203。

[4] 何兆武,《上學記》,頁127。

[5] 何兆武,《上學記》,頁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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