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是何兆武的口述回憶錄，我讀了此書才知道何兆武在西南聯大結束後曾短暫來過臺灣，任教於建國中學。他在此書中提到了殷海光、馮友蘭、梁啟超、胡適等許多名人，其評價也十分有趣，例如他說他以前對殷海光的印象不太好，後來得知殷海光在臺灣的情況，才自覺早年的印象錯了。何兆武是這樣評價胡適的，他說：
對一個學人應該有兩種評價，或者說有兩種標準，一個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有很多人對時代的影響太大了，包括梁啟超、胡適，他們影響了整個一個時代的風氣，就不宜於專業的角度來衡量。他們在某一個專業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貢獻，可是他們對於整個時代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傳裡都講，他們在個時代的青年幾乎沒有不受梁啟超影響的。……和梁啟超一樣，胡適的功績在於他做為一個宣傳家宣傳新文化，可以說相當於西方的伏爾泰，他們都是領導一個時代風氣的先驅，功績是偉大的。[1]
讀者應該體會的出來，何兆武這樣的說法，其隱喻是他覺得梁啟超與胡適在學術上的貢獻不高，但仍肯定兩人的思想。之前聽張元老師的課，他也打趣的說清華四導師中學問較差的是梁啟超。可是何兆武仍覺得胡適的思想有其侷限性，他繼續寫道：
達爾文的思想以及隨後風行一時的實證主義思潮影響到胡適，胡適的思想缺乏深度也與此有關，他始終都停留在進化論的階段，停留在實證主義，而且他批評別人也這樣說：什麼什麼人為什麼還這樣思想呢？就是因為他沒有接觸了進化論的緣故。其實胡適接觸了進化論卻被進化論束縛住了，處處都受了它的限制。[2]
我還滿同意何兆武的看法，不過胡適到臺灣後，思想是有轉變的，這部分何兆武就不甚清楚了。但總體來說，對胡適的評價還是正面大於負面，強調胡適雖跟著國民黨，但不是和國民黨合作無間，常給蔣中正提意見。[3]
何兆武還在書中還提到了何炳棣、馮友蘭等人對胡適的看法。何炳棣的看法是節錄《讀史閱世六十年》，這裡就不提了。馮友蘭則是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4]」
書中還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如何兆武提到胡適的名氣很大，1936年胡適到湖南演講，一場就領了五千銀洋。當時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約是三百大洋，像馮友蘭這樣的名教授也不過五百大洋。[5]可見胡適當時的派頭多大，無怪乎他可以捐助好多人還不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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