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機會,我聽了張廣達院士的一場講演,講題是他自身的學思歷程。方開場,他便引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與《孤琴》作那個年代的背景介紹,巫寧坤化用凱撒的名言:「我至,我視,我克」(I came, saw and overcame)改作「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I came,I suffered, I survived),簡短的三句話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

    張先生受苦的遭際,在他的文集《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中已有扼要的說明,在講演中則更詳盡的講述,如他提到從1957到1979年一生青春都耗費在毛澤東的政爭下,包括1969年至1971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動員到江西的鄱陽湖勞動兩年,走五七道路學農學工,其主要任務是挑糞施肥,並在各種場合下自我檢討,批判自己是右派,誠心反省犯過的錯誤,表示而後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做了心口不一的巧偽人二十二年之久,在這種人格分裂的詭隨下,他屈從而不倒,以太史公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為勉,並將張載〈西銘〉中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改作「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以砥礪自己。

    這時,我雖早聞巫寧坤之名,但尚且未讀過他的回憶錄。隨後,我在網路上讀了余英時院士為二書寫的長序,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手著數書,也透過寫序的方式表達關懷,除了此二書之外,尚為史景遷的《天安門》、康正果《出中國記》等書作序,皆收錄在《會友集》中。余先生在序文中提起了另一位知識分子─吳宓,吳宓表面上雖亦不得不向黨低頭,但在日記中卻大為抨擊時政,如1951年8月28日對學習會上的知識分子皆奉毛著的《實踐論》為圭臬,感覺「可笑尤可恥也。」體現了身從心不從的精神。

    余先生讀的是1949年以後的《吳宓日記續編》,看到吳宓實踐「殉道」的決心,而於我讀1949年前的吳宓日記,則看到他托佛出世的消極面,如1948年2月9日寫道:「對世間一切人事,取超離之態度,行而無著,行止禍福等,慮而不憂。感情理想等,為而不有。自堅其所信仰,而不求人知或我從,對某一人某一事,絕不視之過重,庶免拘囿或沾滯。」吳宓冷眼看國共,無論是出世還是殉道,都是反映那個時代下知識分子身不由己的無奈。

    興許是沒料到毛澤東日後的胡作妄為,吳宓的摯友陳寅恪在早期對於當局思想的禁錮則有強烈的批判。近來中國文壇興起的「陳寅恪熱」,固然是對他學問的景仰,更多的成分也是為他的精神所感。陳寅恪堅持的主張「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載明,誠如在1953年底,他對科學院安排就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答覆中,直言道:「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錚錚風骨,由此可見。

    陳寅恪於〈對科學院的答覆〉中特別提到周一良,想是看到了周一良逐步向當局靠攏,寫了《西洋漢學與胡適》等樣板文章。周一良「畢竟是書生」,晚年也為此做了懺悔,如他寫〈追憶胡適之先生〉,雖對當年自己「不破不立」仍然堅決,卻也承認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遠推不倒的豐碑」。又如在同汪榮祖通信時,提到了早年陳寅恪師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寫了一段記師生情誼的感文後來遭刪,周一良寫道:「蔣先生編全集時,此節刪去,鄙意決非蔣先生隨意為之,當是寅老認為弟解放以後,曲學阿世,頗為遺憾,故略去此節。寅老用心,弟完全理解,而弟對寅老之崇敬及感情,自信絲毫未因此而存任何改變。」雖然汪榮祖有不同的解讀,認為蔣天樞係從永久價值著眼才有此舉,無論原因如何,可知周一良晚年對於陳師的感念與對自己的深刻反省。

    批判胡適的人,也包括陳垣與胡適自己的小兒胡思杜。陳垣在1949年5月的公開信中以「考據」的方法批評胡適,他寫道:「你蒐羅《水經注》的版本到九類四十種之多,真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對政治的報告,何以只看蔣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澤東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從前一樣,真不知道嗎?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又說胡適三十年前曾是青年的導師,但現在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因為信中有些事體是胡適同陳垣的私事,所以胡適初讀了此信真以為此信是陳垣寫的,在6月21日的日記寫道:「我讀了此信更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醜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但後來發揮考據的精神,發現了許多毛病,於是在《自由中國》第二卷第三期中下了結論,說:「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胡思杜則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中於胡適有種種的歪曲,如其中一段寫道:「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胡適把此文剪下來貼在1950年9月28日的日記上,並在那些批判他的文字下畫了線。他知道他的朋友,他的兒子,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在清算胡適運動中沉默的吳晗終究也未能在文化大革命時倖免,姚文元在《文彙報》撰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將彭德懷比附為海瑞後,1966年6月3日的《人民日報》亦發表〈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吳晗從此被批鬥,斷魂在獄中。而「燕京攝政王」翦伯贊也曾經不可一世,高高在上地要求巫寧坤補充自傳,怎料也在文革中被逼得服毒自殺。

    若將時間拉回到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之際,馮友蘭、陳垣選擇留下;胡適搭船遠赴北美;余英時南下香港,跟著錢賓四在新亞潛心於學;更多的知識分子在傅斯年、陳雪屏的「搶救學人」下到了臺灣。回想起來,巫寧坤何其不幸,竟在1951年選擇回到夢想中的新中國。臨行前,他問李政道為何不回去呢?李政道笑笑地回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二十八年後,李政道帶著諾貝爾獎的榮耀與「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的桂冠凱旋,兩相對照,何其諷刺。

    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推陳出新,以適應自己的政策需要,隨心所欲的給知識分子安上一連串的罪名,從大鳴大放,到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巫寧坤右派的高帽戴了又摘,他深刻的了解到當時對他提出批判的同事未並出於己意,更多的人只是為求自保,所以他並不記恨,對於同事日後的懺悔,他說道:「或許我們都是一個時代大悲劇中的演員。每個人都不得不演一個角色。」又說:「這裡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帶著心臟病或著拄根拐杖。讓他們失望啦。感謝毛主席,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得到了鍛鍊。」回首下放的苦痛,巫寧坤能夠坦然面對,就像他到興凱湖勞改農場時的體會,監管越嚴峻,他的心靈就應更自由的飛翔。「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是巫寧坤對三十年牛鬼生涯的概括,受難像一根連綿不斷的線索貫穿生活和歷史,他的淚只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汪洋淚海中的一滴,多麼渺小,卻又具體而微。

    在書的最後,巫寧坤期待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出現,並且在不遙遠的將來。在這篇短文寫成的時候,也正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時刻。劉曉波,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獲得了這個殊榮,此刻的他身陷囹圄。史景遷認為沒有半點理由相信1989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巫寧坤的期待不在現在,但也許就快了。

創作者介紹

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okplaymayday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