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第一章    明代的各種當官途徑
多途並進，納賢才、入國子監、考科舉
當官途徑1：快出來當官！廣納天下賢才的朱元璋
當官途徑2：國家認證的學校「國子監」
當官途徑3：科舉制度

上海浦東的「陸家嘴」，是中國最繁華的金融商業區。六百年前，還沒有陸家嘴這個地名，東流的黃浦江在此折向，形成一塊沖積地，《上海縣志》記載此地名為「洋涇」，當地人則將這種河溝縱橫的地形稱為「浜」。陸氏聚族而居的「二十四圖」，正是黃浦江急彎之處[1]，昔日水患頻發的瘠地，如今已高樓林立，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廈皆坐落於此。

陸氏家族發跡於陸深（1477-1544），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文章與書法在鄉里中頗有名氣。弘治十四年（1501），陸深應鄉試，其中策論出了一道時事題：「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陸深以恩義角度立說，認為皇家若無力澤被後世，應當以義斷恩，果決地裁省經費，過分的恩澤對宗室不是好事。[2]此論獲得主考官王華（1446-1522）與劉忠（1452-1523）的激賞，大讚：「此人必為天下名士。」將其評定為解元（鄉試第一）[3]。陸深所在的考區為南直隸應天府，是全國最大的鄉試考場，亦是江南英才匯聚之處，能夠考取第一，實屬不易。

拔擢陸深的主考官王華也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若要參加科舉考試，須先進入官學，經過考核後才有資格應試，但王華未受官學教育就直接應鄉試，這種身分稱為「充場儒士」，是相當罕見的奇才。當時有兩張試卷難分軒輊，主考官楊繼宗（1426-1488）興奮地向眾人說：「這兩位考生都非常卓越，皆有中狀元的潛能，我為朝廷得了人才感到高興！」其試卷的主人，一張是王華，另一張則是李旻（1445-1509），楊繼宗認為王華的試卷更佳，但考慮到他是個儒士，考官應當激勵具有官學背景的考生，所以將李旻改列為第一，王華屈居第二。[4]王華亦不負期望，翌年殿試高中狀元，李旻則是下一科的狀元，楊繼宗慧眼識才，可謂一語中的。

王華最出名的事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有一個名為王守仁（號陽明子，1472-1529）的思想家兒子，「陸王心學」主張心即是理，與追求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對明朝及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考生將提拔自己的考官尊為「座主」，雙方在名義上存有師生之誼，陸深與王氏父子因此結識，保持著深厚的情誼。王華逝世時，陸深寫了一篇行狀（敘述逝者生平的文章），歌頌王華博學有才，知人善任[5]，並數次前去浙江探訪王華的繼室趙夫人。[6]

弘治十五年（1502），陸深入京會試，結交了幾位年紀相仿的朋友，包括名列「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禎卿（1479-1511），此後兩人經常互相切磋詩文。[7]另一位好友名為嚴嵩（1480-1567），此人在嘉靖晚期擔任內閣首輔，與其子嚴世蕃（1513-1565）聯手把持朝政，權傾一時。不過當時三人皆榜上無名，嚴嵩遂與陸深相約下次再來。[8]三年後，二十八歲的陸深、嚴嵩與徐禎卿俱高中進士，嚴嵩的名次是第二甲第二名，陸深是第二甲第八名，[9]而徐禎卿雖是第二甲倒數第三名，仍是不錯的成績。

網路版的國語辭典檢索「得年」，解釋就是「享年」，又補充「敬稱人死之年在三十以下者。」但沒有任何史料來源補充。檢索「享年」，解釋是人獲有的壽命，出典《文選》：「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檢索「享壽」，解釋：「死者存活的歲數，習慣上稱卒年六十以上者為享壽，不滿六十者稱享年，三十以下者稱得年。」給了很明確的界定了，但僅說是習慣用法，也沒有史料依據。檢索「耆壽」，沒有收入。檢索「嵩壽」，解釋為高壽。

一般常見的說法：「29歲以下過世稱之得年，30至59歲用享年，60歲至89歲則用享壽，90歲至99歲稱之享耆壽，100以上稱享嵩壽。」出自「臺灣殯葬資訊網」，可能也是轉引的，而非原出處，這個分界大致上是依照國語辭典中「享壽」內的解釋，再多了一些延伸用法，推測是殯葬業要製作印刷品，方便界定。

查明代專門收入墓誌銘的《國朝獻徵錄》，發現「享年」和「得年」是完全通用的，得年用在高壽的紀錄也很多，並沒有年齡區分。但是總筆數來看，得年有180筆，享年有360筆，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只是用享年，行文比較典雅而已。「享壽」則只有6筆，從字義上來看就是偏向高齡，史料中亦如此呈現，分別為56、64、66、80、86、100歲。

古人的壽命較現代人短，且史籍中也亦不見嚴格的區分享年、得年，現行說法只是一種人云亦云的習慣，強行分類是沒有意義的。

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陶宗儀（1316-1369）觀察蒙古人的求雨方式，他說禱雨的蒙古人都不是方士，因此不用印令、旗劍、符圖之類的道具，簡單地拿了一盆乾淨的水，裡面放著幾枚雞蛋大小的石子，一邊念著密咒，一邊過濾石頭，不久之後就有雨了。陶宗儀覺得很奇妙，認為蒙古人的儀式可能是虛晃騙人的，精髓是那些石子，他說石子叫做「鮓答」，是動物身體裡的結石，牛、馬的最有效力。[1]

陶宗儀的觀察，也間接透露一些訊息，他正好說明了漢人的求雨儀式大多是由懂方術的道士主持。通常是由地方官迎請方士開壇作法，當然也不是每次都能應驗，陶宗儀也提到一個失敗的案例，至元二年（1336）松江地區久未下雨，官府特地請來一個相傳道術高妙的方士，結果他每天殺蛇、燕焚燒為祭，看起來相當厲害，但始終沒效果，只好羞愧地趁著半夜逃走了，當地的人還寫兩句聯譏諷這件事。[2]

殺蛇是比較少看到的，各地方士的儀式略有不同，嶺南（廣東、廣西一帶）認為龍性好色，用少女誘惑[3]，誠如用女性身體誘惑的例子，祈雨不僅是用牲畜為祭，民間更有許多將身體作為犧牲品，諸如剁手、自焚等激烈手段，然而這些方式都被傳統士大夫視為邪術，官方也不容許這樣的求雨方式。雍正二年（1724），皇帝給禮部的聖諭就提到民間祈求晴雨的事，非常不合乎禮法，讓不肖的僧道得以妄行非為，皇帝說道：「如果要求雨，只要各存誠心祝禱即可，何必擺壇做法。從此以後，遵從旨意，在寺廟誦經求雨就可以了，如果私設祭壇，假借求雨的名義作法，就是妖言迷惑百姓，將其治罪。」[4]

有個奇妙的儀式，特別值得一說。有學者發現在十九世紀末期，對於祈雨仍無回應的城隍，中國南方的地方官會將城隍的神像移到太陽底下，把祂給拴起來，或是把祂的冠帽摘下，讓城隍也嘗嘗乾旱的滋味，希望祂們在體驗苦難過後能降下甘霖。[5]這樣的處置不是清代晚期才出現，明代的地方志中也曾有幾條資料記載，提到地方官將城隍曝曬於艷陽下，相約幾日內再不應驗的話就要把神像焚燒，其祈求目的不限於解除乾旱，也有除虎患、滅鬼怪的請求，可想而知結果都是成功的，因為不成功的糗例通常不會放在地方志裡面。[6]還有更為激進的例子，地方官告訴鄉親說：「祈求不應，代表沒有神。亟需拿柴火來，把神像收集起來燒掉。明日再不下雨，我也自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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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介紹階段

1.梁方仲，〈評介《萬曆會計錄》〉（1935）

2.徐蜀，〈明代重要經濟文獻《萬曆會計錄》〉（1989）

3.賴建誠，〈《萬曆會計錄》初探〉（1994）

對《萬曆會計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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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注意到明朝國號與宗教關聯者，應是吳晗在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1]吳晗認為「大明」之國號出於韓氏父子之「明王」，即《大小明王出世經》，並指出明教自唐輸入，至南宋日益興盛。因秘密宗教之傳播，時受統治階級迫害，易與其他宗教結合，故明教雜揉了佛教，與崇信彌勒傳說的白蓮社結合。而白蓮社遭禁後，又有「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之傳說，韓山童、韓林兒父子便以明王、小明王自居。朱元璋因襲小明王之基業，削平群雄，為攏絡舊部，故將「大明」建為國號。且「明」有光明之義，拆字則為「日」、「月」，與儒家禮祀相關。再者，從五行之說，北方屬水，南方屬火，以明制暗，以火剋水，與儒家經說並行不悖，可謂一石二鳥。

吳晗勾勒了明教的傳播與發展，惟論析明教與白蓮社合流時，卻無直接的證據，僅是比較兩教皆存有相似的科儀而推論，略言：「彌勒和尚白冠練衣，與明教徒之白衣白冠相同，亦焚香，亦說災祥，亦有小經，亦集徒侶，與後起之明教蓋無不相類。」且其論述五行之說，「以火剋水」亦不通。但明教與大明國號之說，卻因1961年金庸寫入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稱朱元璋雖起異心，使用詭計登上帝位，但幫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所以國號仍不得不稱一個「明」，致使此說蔚為流傳。

楊訥在1983年發表的〈元代白蓮教〉認為「吳晗的推理頗欠周密」，[2]指出「白蓮社」不等同於「白蓮教」，從現有的史料判斷，白蓮教從未與明教混合。且方志、石刻中顯示明教在元代為合法的教門，至明代才與白蓮教同屬在禁之列，《元史‧刑法志》：「諸以白衣善友為名，聚眾結社者，禁之。」的紀載可能從未落實。吳晗因為先有了大明國號來自明教的結論，便以「明王出世」為證，將信奉白蓮教的韓氏父子附會為明教徒。楊訥指出中國宗教史上的「明王」不少，韓山童所謂的明王應是《大阿彌陀佛經》中的「阿彌陀佛」，即諸佛光明之王。又說朱元璋年輕時當過和尚，將佛典取為國號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大明律》中禁止白蓮社、明尊教等左道，未禁止傳統彌陀淨土信仰。

楊訥釐清了白蓮教與明教無涉，對於大明的國號由來亦認為與宗教關聯，同意吳晗所說的「明王出世」，只是典出《大阿彌陀佛經》，而非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但這也僅是推測，不僅缺乏史料依據，儒士能否接受朱元璋將國號取自佛典，亦值得玩味。

有些學者又嘗試提出不同的見解，日本學者和田清將南方屬火的五行之說，結合朱元璋的姓氏，有炎帝輔佐朱明之說。惟陳學霖在〈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指出火德僅是朱元璋在反元時採取的政治策略，明朝建立後，並沒有特別講求德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羅玘有明朝屬土之說，萬曆年間張養蒙撰〈五德之運考〉載：「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這些都是民間儒士的己見與異說，可見明朝並未將五德終始的循環理論當作政權正當性的象徵。[3]

查慎行的《人海記》裡面有一條〈弛會試禁〉：「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弘治三年始弛此禁。」我原先找不到出處，在明代初期的科舉中，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規定。

後來在查慎行族叔查繼佐的《罪惟錄》看到了，略載：「弘治元年，閣臣劉吉聞監中一老舉人以詩嘲吉，吉恨之，奏舉人監生三科不中者，不許會試。舉人林潤請再寛一科，許之。踰年弛此例」是什麼詩則沒有說。

既然知道是劉吉的故事，再去翻《明史‧劉吉傳》，看到了原委，並不是嘲詩，是罵劉吉「老棉花」，《明史》略載：

居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為「劉緜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

《明實錄》中記載劉吉是在弘治二年八月上奏禁考。過了一個月，舉人林潤也奏請寬限，林潤在《實錄》中改作林瀾，略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