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南沿海存在著海洋文化,卻因強勢的中原農耕文化而壓抑,其中桑基魚塘即是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結合體。與傳統農桑的不同處在於,桑基魚塘興起的主因係馬尼拉等海外市場的絲市需求,故絲貨以出口貿易為導向,而其轉變與沙田的開發、商人資本的崛起、國際絲市的興衰間皆有密切的關係。

 

桑基魚塘的出現及其轉變

        桑基魚塘是透過水陸交互作用,產生多樣化的循環,使資源獲得充分利用的農業生態系統,其包含陸地、淡水、養蠶等三個子系統。桑基魚塘的發展是漸進的,首先是唐代的時候,珠江三角洲出現了利用水草收集魚卵的記載,開始發展人工養殖。次而在宋、元時期,南遷的北方士民興修堤圍,墾闢沙田,並利用築堤取土的窪坑為魚塘。較大規模的養殖業出現約在明中葉以後,如萬曆九年(1581)順德龍山、南海九江等地的基塘皆佔耕地的五成以上,此時的養殖業已有細緻的分工,塘基系統也在此時興起,即塘中養魚,基種果樹、甘蔗、桑樹等農作,水體與陸地間有著緊密的物質循環。乾隆二十二年(1757),廣州獨為貿易通商口岸,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的蠶桑業,遂出現「棄田築塘,廢稻樹桑」的情況,至咸豐、同治年間仍不斷擴大。

桑基魚塘的形式經過反覆改進,最終確定為「基七塘三」、「基六塘四」的比例。其中塘基的陸地子系統生產桑葉餵蠶、養蠶子系統生產蠶絲,而蠶屎與蠶蛹可餵魚、淡水子系統養殖漁業,較精緻化的更將魚塘分為三層各飼不同魚種,且塘泥肥基可供給養分。三個子系統循環往復,互相依存,演繹出農、魚、副相結合的經濟整體。

 

商業性基塘生態發展的因素

        桑基魚塘的生產形式在明中葉後的大量出現,不僅是自然條件所致,也有人文、經濟等因素,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項:

        一、「珠璣巷」的移民。北宋末年北方士民的集團性移民,既為珠江三角洲帶來了人力資源和資金,又以江南築堤圍墾的經驗,發展出基塘農業的生產形式。他們通過商業化取得經濟實力,再由此培養子弟透過科舉進入統治集團,甚至反客為主,讓原地的土著歸附,並產生認同,對珠江三角洲有巨大的貢獻。

        二、宗族制的盛行。桑基魚塘的開發,無論是堤圍的興修、沙田的開發、溝渠開鑿等,一般的農戶無法獨立勝任,因此需要群體的力量,不僅是人員上,基金上亦是如此。清代中葉由於政府規定:「凡本身田地原有十頃以上者,雖田界相連,不得再佔沙。」但以宗族祠堂名義報承則不受此限,所以沙田的開發幾乎都以宗族的名義報承,並由宗族集資雇用疍民、流民進行工程。此一政策不但有利於宗族開發沙田,亦促使小姓組織起宗族。至清中葉以後,私人土地制漸有向宗族集團土地所有制轉化。據陳翰笙統計,珠江三角洲番禺等縣的足田佔耕地總面積的20~80%,沙田區的族田更高達80%,為全國之冠。宗族制的確立,為此一農耕系統的穩定性發揮作用。

        三、桑基魚塘高勞力密集的生產形式,恰與明中葉以後人口的增長適應。人口壓力直接影響到農業形式的演變,而桑基魚塘事由養殖業、養桑業、絲織業等多種行業結合的經營模式,有繁多工種,除了勞力密集的耕作外,老弱婦孺等勞工也可參與勞作,且不受限於天氣、季節,其經濟效益又比傳統農業還要高。清初屈大均曾言:「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到了清末,宣統《東莞縣志》說種桑之戶:「家有十畝,可以致富。」說明桑基魚塘的經濟效益愈來愈高。

四、當地形成民田區、圍田區與沙田區等不同的聚落格局,為桑基魚塘提供了因農業商業化後缺乏的糧食。北宋以前,土著居民和零星南遷的漢人居住在三角洲邊緣等可避洪水的台地、小平原,這些地區稱為「民田區」。珠璣港移民進入後,興築堤圍,開發沿海瀕江淤泥積成的田地,稱為「圍田區」。而「沙田區」指的是三角洲的前緣,該地生活條件惡劣,多為疍民居住。從三區的居民分布可看出支配與被支配的主從關係,在民田區與圍田區改種經濟作物、桑基魚塘後,其糧食的補給來源及圍專種水稻的沙田區。

五、16世紀大航海時代提供的商機。發現新大陸後,東方航線開通,廣州成為與中國貿易的據點,墨西哥絲織業所需要的原料就是從廣州運往馬尼拉的生絲,然後西班牙商人在轉運墨西哥供應。

 

絲貨的海外市場取向與工農經濟體系的確立

        蠶絲在珠江三角洲雖有悠久的歷史卻得不到發展,絲貨被加工而大量投入市場是因出口貿易的需求下而出現。珠江三角洲在需求益大的馬尼拉生絲市場刺激下,引發蠶絲業的興起。乾隆二十二年將廣州定為通商獨口,以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嚴禁土絲(粵絲)、二蠶湖絲以外的蠶絲出口,都為珠江三角洲創造更有利的條件。18世紀20年代,絲貨在中國出口品已退居茶葉之後,但珠江三角洲的絲貨出口仍居首位,蠶桑區除原有的南海、順德、中山外,已擴及至新惠、三水、番禺、鶴山、東莞等十餘縣,桑田面積達萬頃,從業者達200餘萬口。至70年代,生絲全國出口量已從8%躍升至25%。絲業產品市場的興旺,直接推動了繅絲手工業的發展,甚至誘發了繅絲業的產業革命,使絲廠誕生、粵緞暢銷、催生佛山絲織手工業的繁榮。除了桑基魚塘,其他的魚塘,如花基魚塘、果基魚塘、蔗基魚塘,也因應廣州市場的轉型,迎合貿易出口的需要而興起,形成以蠶絲產品為主,帶動手工業、農業出口貿易的農經體系。

 

絲業推動珠江三角洲近代化

        由於絲貨出口貿易的擴張,引發大量的人口移民海外,珠江三角洲遂成為中西文化經濟交流的前沿。中山縣人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為代表的買辦商人,其活動範圍涉足亞州各區,更推動早期中國工業的現代化,如於1873年組建中國輪船招商局即是他們所推動的。又如越南華僑陳啟沅回鄉後創辦繼昌隆繅絲廠。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是,港口、輪船、銀行、百貨公司等,其創辦人也包含許多廣州商人、華僑。

 

海洋文化的特質

文化在一開始有鮮明的地域特徵,所謂的海洋文化,指的是人類從事海洋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產品等,其特徵是重商、重利、富有冒險進取的精神,與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有顯著的不同。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會地,傳統農桑耕作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改為基塘的農業生態,實與此地海洋文化的特質有關。

 

        摘自:葉顯恩、林燊祿,〈桑基魚塘生態農業與珠江三角洲近代風雲〉,收入東莞市政協、暨南大學歷史系編,《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區域史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190-208

 

後記

我隨便挑,就挑到了這篇,讀起來還滿精彩的,尤其提到海洋性文化的特質,我去年上海洋史的時候也略有研究。但此文學術性沒那麼重,用的材料也不是太多,有些地方我覺得扯遠了,如提到馬列的話語,又如提到康有為、孫文等,說中國思想啟蒙、民主革命皆與基唐產業淵源有關,我考慮了一下,這部分還是不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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