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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注意到明朝國號與宗教關聯者,應是吳晗在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1]吳晗認為「大明」之國號出於韓氏父子之「明王」,即《大小明王出世經》,並指出明教自唐輸入,至南宋日益興盛。因秘密宗教之傳播,時受統治階級迫害,易與其他宗教結合,故明教雜揉了佛教,與崇信彌勒傳說的白蓮社結合。而白蓮社遭禁後,又有「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之傳說,韓山童、韓林兒父子便以明王、小明王自居。朱元璋因襲小明王之基業,削平群雄,為攏絡舊部,故將「大明」建為國號。且「明」有光明之義,拆字則為「日」、「月」,與儒家禮祀相關。再者,從五行之說,北方屬水,南方屬火,以明制暗,以火剋水,與儒家經說並行不悖,可謂一石二鳥。

吳晗勾勒了明教的傳播與發展,惟論析明教與白蓮社合流時,卻無直接的證據,僅是比較兩教皆存有相似的科儀而推論,略言:「彌勒和尚白冠練衣,與明教徒之白衣白冠相同,亦焚香,亦說災祥,亦有小經,亦集徒侶,與後起之明教蓋無不相類。」且其論述五行之說,「以火剋水」亦不通。但明教與大明國號之說,卻因1961年金庸寫入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稱朱元璋雖起異心,使用詭計登上帝位,但幫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所以國號仍不得不稱一個「明」,致使此說蔚為流傳。

楊訥在1983年發表的〈元代白蓮教〉認為「吳晗的推理頗欠周密」,[2]指出「白蓮社」不等同於「白蓮教」,從現有的史料判斷,白蓮教從未與明教混合。且方志、石刻中顯示明教在元代為合法的教門,至明代才與白蓮教同屬在禁之列,《元史‧刑法志》:「諸以白衣善友為名,聚眾結社者,禁之。」的紀載可能從未落實。吳晗因為先有了大明國號來自明教的結論,便以「明王出世」為證,將信奉白蓮教的韓氏父子附會為明教徒。楊訥指出中國宗教史上的「明王」不少,韓山童所謂的明王應是《大阿彌陀佛經》中的「阿彌陀佛」,即諸佛光明之王。又說朱元璋年輕時當過和尚,將佛典取為國號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大明律》中禁止白蓮社、明尊教等左道,未禁止傳統彌陀淨土信仰。

楊訥釐清了白蓮教與明教無涉,對於大明的國號由來亦認為與宗教關聯,同意吳晗所說的「明王出世」,只是典出《大阿彌陀佛經》,而非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但這也僅是推測,不僅缺乏史料依據,儒士能否接受朱元璋將國號取自佛典,亦值得玩味。

有些學者又嘗試提出不同的見解,日本學者和田清將南方屬火的五行之說,結合朱元璋的姓氏,有炎帝輔佐朱明之說。惟陳學霖在〈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指出火德僅是朱元璋在反元時採取的政治策略,明朝建立後,並沒有特別講求德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羅玘有明朝屬土之說,萬曆年間張養蒙撰〈五德之運考〉載:「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這些都是民間儒士的己見與異說,可見明朝並未將五德終始的循環理論當作政權正當性的象徵。[3]

杜洪濤在〈明代的國號出典與正統意涵〉提出了另一種說法,[4]認為明代國號與明教、白蓮教皆無關,其援引朱元璋討伐張士誠的〈平偽周榜〉:「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指出朱元璋集團在劉基、宋濂等儒士的引導下,開國以前就否定了白蓮教,不太可能再引白蓮教經典為國號。杜洪濤認為國號是建構王朝正統性的象徵,應當出自儒家經典,檢索後有兩處可能,其一是《詩經》的〈大明〉篇;其二是《易經‧乾卦》,又以後者最為可能,《易經‧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明國號與元朝出典相同,應非偶然,上下相承,隱含著元、明正統性的嬗變。

另有一則旁證,或可說明朱元璋對於《易經》出典是熟悉的,俞本在《紀事錄》中載至正二十年正月初一,太祖在府門上親書:「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5]其中五虎是指三國時代劉備麾下的五虎將,六龍就是出自《易經‧乾卦》。



[1]     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清華學報》,131(北京,1941),頁49-85

[2]     楊訥,《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13-188

[3]     陳學霖,〈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0(香港,2010),頁71-103

[4]     杜洪濤,〈明代的國號出典與正統意涵〉,《史林》,20142(上海,2014),頁52-57

[5]     俞本著;陳學霖點校,《明興野記》,收入陳學霖著,《史學漫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頁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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