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鄉試與會試的考場稱為貢院，貢院裡有一排一排的屋舍，每舍還有若干隔間，稱為「號舍」，「號舍」用《千字文》編號，再依數字排次，即「天字一號」、「天字二號」等依序排列。但禍、惡、罪、傷等較不吉利的字，以及皇、帝、聖等屬於皇家的字不用。
雖然明朝開國不久就實施科舉，但修築貢院需要花費不少資金與尋覓土地，所以各地的貢院並非在明初就建制完成，例如應天府（南京）起初未設貢院，借用京衛武學（軍事訓練學校）作為考試場地，每值科舉年分，便要拆除武學儀門、牆壁，以茅草搭建考場，再於試後重建。遲至景泰五年（1454），應天府尹馬諒言才建議將錦衣衛（皇帝的情治機構）紀綱的官房改建為貢院。紀綱在永樂年間牽涉謀反被處死，據說每逢鄉試時，考生仍會聽到地板上傳來陣陣馬蹄聲。不過新建的貢院與舊院（妓院）僅有一河之隔，考生穿過秦淮河，在青樓中笙歌冶遊，彷彿能暫時忘卻考場的煩憂。
清代初期的常熟文人陳祖范（1675-1753）參加過好幾次科舉，對於江南貢院內各個位置皆瞭若指掌，他曾撰寫一篇〈別號舍文〉分析號舍的優劣，文中將號舍分為四種：「老號」沒有什麼缺失，或坐或躺，都相當舒適；「小號」是指因修築不慎，空間較為窄小的位置，坐起來十分難受；「蓆號」是指屋瓦老舊的位置，不但難避風雨，還要擔心燭火燒到籬笆；「底號」則是指在廁所旁邊的位置，氣味令人作嘔。陳祖范說他總是被分配到後三號，所以氣到頭髮都白了，難怪寫不出好文章。
明代的廷試、聽諭、謝恩皆在奉天殿（即清代的太和殿）舉行。清代初期則沒有定制，或在天安門外，或在太和殿階下，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固定於保和殿內。保和殿應試沒有規定座位，先到的考生便選擇光線充足的地方就坐，因試桌只略高於炕，不習慣盤膝的考生會自備桌椅。宮廷有火禁，廷試例不給燭，亦禁止抽菸。清代晚期，有位考生只是聞菸解癮，仍被監考的醇親王載灃（1883-1951）趕出場。
應試的時候要特別留意安全，考場發生相互踩踏，造成傷亡的悲劇偶有所聞。萬曆十二年（1584）的無錫（今江蘇省無錫市）童試，負責監考的縣令不滿童生未保持肅穆，遂將他們全部趕出去，要求考生俟唱名後魚貫而入，蜂擁出門的考生反而踩死十七人。
明代科舉傷亡最嚴重的是天順七年（1463）禮部貢院（會試考場）大火，造成近百位考生被燒死，有幸逃過一劫的考生也是傷痕累累。事後英宗朱祁鎮（1427-1464）親自撰寫祭文，贈死者為進士出身，並在北京朝陽門外面修築墳塚，題為「天下英才之墓」，紀念那些未能在朝中一展長才就逝去的生命。至於大難不死的考生，則延至八月進行補試。
民間流傳這場火災與監考的焦姓御史有關，唱道：「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另有讖語說：「科場燒，狀元焦。」可惜並不應驗，因為翌年殿試的狀元名為彭教（1438-1480），但第二甲果真有一位名為焦芳（1435-1517）的考生，日後權傾朝野，或者讖語說的人是他吧！
禮部貢院不只一次失火，正德三年（1508）二月十五日，末場完試不久，貢院就逢火災，二十七日又火，不僅公堂燒毀，連記載考生資料的試錄冊也無法倖免，這次失火被歸咎為星象的火星犯文昌星。天文能否能夠影響人事，尚不得而知，但考場中的蠟燭，文具、試卷、桌椅都是易燃物品，稍有不慎，便會釀成巨災。
弘治五年（1492）的浙江貢院則是遭逢暴雨，號舍多處漏水，考生難以坐立，紛紛喧嘩鼓譟，有人拾起瓦礫丟擲監考官員，有人不聽約束就離開貢院。當時監考的御史有意延後考試，但左布政使劉大夏（1436-1516）反對道：「沒有因雨延後鄉試的規定，暴雨終有止息的時候。命士子衡量自己的能力，能夠在雨中答題者留下，不要隨群眾離去。應當以留下的士子為標準，評判他們的考卷給予名次。」於是有八百名考生繼續作答，而雨勢也如願停歇了。因為劉大夏處理得宜，且留下來的考生相對優秀，所以應考的人雖少，錄取的人數並未減少。
景泰二年（1451）廷試時，有位名為王越（1425-1498）的考生，考卷被大風刮走了，他說：「飛走的考卷已經寫完了，我還剩底稿。」監考官覺得不該耽誤這位考生三年，於是請禮部再發一張試卷，結果新發的考卷特別長，沒辦法確實糊卷，考官們對這張試卷印象深刻，紛紛給予正面的評價。據說這張試卷飄了半年，在秋天被朝鮮使節拾獲，連同貢物上呈，皇帝看到考卷的非常高興，把王越升為御史。
但不是每個人都如王越幸運，正德十二年（1517）的館選（庶吉士考試），又有一位進士的考卷飛走了，飄到了午門附近被撿回來，內閣首輔楊廷和（1459-1529）在考卷上批了「不謹」兩個字，決定不錄取。
這兩個例子都只颳強風，乾隆二十七年（1762）江蘇學政才開始點名，忽然一陣天搖地動，天際竟降下一條黑龍捲風，不斷地吸納江水，後來巡邏的官兵來報：「水位下降三尺，河堤並未受損。」考生們歡聲雷動，繼續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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