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奇老師為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先執教於武漢大學。二○○七年後應聘至廈門大學任教。今年則在本系擔任客座教授,開設「歷史村落地理」、「中國古代鄉里制度史」、「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三門課程。《暨南史學》把握難得的機會,在學期結束前邀請魯老師進行一次專訪。

魯老師擅長運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及其演變。主要關注的課題是中古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漢水流域的地理變遷、經濟發展、政治變動與文化演進,以及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形成、變化與特性。魯老師現已出版學術專著七種,新近的專著有《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中國古代買地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除了學術論文、書評外,也著手翻譯,曾將著名學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韓森(Valerie Hansen)的作品引介給國內讀者。

 

一、以生活經驗為出發點

魯老師在課堂上經常會談論到自己的經歷,並以此作為開展論述的話題。這樣的習慣著實與他的生活關聯密切。魯老師在1965年出生於江蘇北部的農村,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背景下長大,後來經歷改革開放、「六四」等等。農村生活的背景,讓他在求學時深刻地感受到社會的快速變遷。此感受也帶給魯老師強烈地衝擊感,促使魯老師往往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中思索問題。

訪談過程中,魯老師提到許多農民二十歲左右結婚。到了三十多歲,正是孩子們就學的年紀。四十歲時就要忙著給兒女蓋房子,還要考慮自己往後的棲身。所以在八、九○年代,他在鄉村裡與民眾的對談始終沒有脫離居住的話題。直到近幾年,鄉村房子都建造在交通便捷的地方,因此居民不再需要戲臺、祠堂等供人們聚集的場所。是以,居住型態與景觀的改變成為魯老師關注鄉村住宅的一個契機。

接著,魯老師又敘談到城市化的問題。鄉村裡的中青年離開農村往都會工作,使得村落裡只剩餘年紀較長的人,魯老師認為這種「空巢」現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他從自己的視窗中,看到老人們獨自生活,便聯想到日後的喪葬儀式。古代人燒冥紙,現代人則燒紙造的美元、洋房,可見物質文明的進步,帶給人類社會大幅度的進展,但對於另一個世界的寄託,古今似乎無明顯的歧異。

講述居住型態的變遷與喪葬儀式的小故事後,魯老師感觸良深地告訴我們,其經歷的一切,不僅僅屬於他個人,更是半個世紀以來農家子弟普遍的人生經驗。魯老師以此為出發點,常將生活閱歷作為思考問題的開端,而其觀察的問題也正是中國鄉村當前面臨急需解決的問題。

除了從所見所聞思考研究的問題,魯老師也認為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的立足點存在著差異。科大衛(David Faure)彷彿是個在手術房裡的醫師,將中國社會精準地剖析,再把內容有條有理呈現給讀者,但對於中國人民的苦難、困境沒有切膚之痛。而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內學者,目睹民眾的生活,則往往感同身受。自己給自己看病,與醫生給別人看病,是全然不同的。

此外,魯老師認為歷史不只是了解過去的事情,也是為了給今天、未來的人一個借鏡。我們應將歷史當作一種思考當代問題的素材與方法,試想今日的人們如何處理自己與他者、社會的關係。或許有些人會批評這樣的歷史研究不夠純粹與客觀,但魯老師反思說道:「歷史研究的客觀是前提而不是目的,我們的目標是要通過歷史去認識今天。」如果缺少對社會的關懷,那歷史研究也就少了一點意義了。

 

二、從哲學的啟蒙到歷史地理的研究

 大學時期,魯老師深刻受到教授哲學的王蔭庭先生影響。王先生1955年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魯老師回憶道:「大學二年級時,王先生在武漢大學講授西方哲學史。從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1632-1677)、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黑格爾(G. W. Hegel1770-1831)到德國古典哲學。在課堂上我們用了很多時間探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思想系統,包括了康德對知識論(Epistemology)的建構。」哲學的課程對魯老師影響甚大,他透過閱讀康德的著作,對於固有的知識體系建立起基本的認識,哲學的批判精神影響著魯老師的思辨,使他常會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主流被認為正確的事物。

另一位影響深微的是彭雨新先生(1912-1995),彭先生曾在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學院留學。回國後,先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後來至嶺南大學任職。1949年,因院系調整,轉調至武漢大學經濟系,為了協助李劍農先生(1880-1963)編寫「中國古代經濟史」,又轉至歷史系。魯老師說起當時他並不愛讀歷史,會往史學研究的路發展,全是蒙受彭先生的鼓勵。

起初彭先生希望魯老師能跟著他繼續學習,可惜魯老師畢業的那年,彭先生屆齡退休,於是將他推薦給研究宋元史的李涵女士(1922-2008)。李老師則希望魯老師朝往北方民族史方面進行研究,所以刻意安排魯老師讀遼金史。但魯老師本身對於此領域興趣不大,而且八○年代後期,學生們也不能夠安心待在教室,那時候的魯老師喜歡參與學生社團的活動,然而李老師的教誨仍舊啟迪魯老師。李老師的丈夫即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者石泉先生(1918-2005),兩人皆畢業於燕京大學。魯老師說:「從他們兩位身上,我感受到了燕京的精神,而我受他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傳統知識分子對於家國天下的關懷。」

石先生師從陳寅恪(1890-1969),且受了錢穆(1895-1990)、侯仁之(1911-2013)等學者的影響,選擇研究荊楚的歷史地理。魯老師後來跟著石先生攻讀博士,同樣也是以歷史地理為方向,一開始關注的課題是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漢水流域地理環境的變化,走的是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的路數。慢慢地,逐步地走向人,將關注與研究的重心落實到地上的人以及由人所構成的社會方面。石先生教導魯老師如何解讀文獻;如何將閱讀的文獻訊息落實在具體歷史空間上,將歷史與地理結合進而提供解釋。石先生帶給魯老師最大影響不只在學問上,也使他關懷社會的弱勢群體。魯老師說:「從1986年到2005年,這二十年間,我與兩位老師來往最頻繁。對社會的關愛、基本的學術路數也是在這個階段逐漸形成的。」

魯老師的著作中有數篇討論王國維(1877-1927)的思想及其治史方法。為什麼會選擇王國維作為研究對象呢?魯老師說:「這是學習處理文獻過程時的體悟。」哲學思辨養成魯老師科學的懷疑精神,他試著將這種懷疑精神與顧頡剛(1893-1980)的疑古態度、陳寅恪的歷史解釋、王國維的考證方法,結合嚴耕望(1916-1996)細密的考證,融會貫通成一套嚴謹的研究思路。魯老師研究「買地券」時,便覺得王國維講求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並用的「二重證據法」十分有用,能夠解決諸多問題。

2005年後,魯老師離開兩位老師,慢慢地摸索自己的研究思路。與科大衛、劉志偉、蕭鳳霞有諸多交流,尤其是2006年到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訪問期間聽蕭鳳霞講授的課程,受益良多,開始注意人類學視野下的歷史研究,也研讀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學者的著述。在此之前,也與國內的人類學者有所接觸,但影響主要還是來自西方學界。其具體表現在兩種方法上:第一是注重社區,及個人生命史的個案研究;第二是如何跨越時空觀察人類的生活,及其精神狀態。

另外,魯老師特別提到畢業於哈佛大學的世界史學者──吳于廑(1913-1993)先生。吳先生曾在六○年代與周一良(1913-2001)先生合編《世界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魯老師說:「吳先生的研究看上去和我毫無關係,但經由閱讀吳先生、及其學生陳勇教授的著作,讓我的眼光從中國拓展到世界,並從更大的範圍去考慮我所研究的地方在世界歷史上的意義。」近年魯老師研究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時,也思索著如何用海洋史、全球史的角度賦予其新的意義。且魯老師對美洲考古、埃及學、印度歷史都感到興趣,源頭便是來自於吳先生的啟發。

2007年,魯老師赴廈門任教,研究的重心有所變化,似乎有意突顯空間中的「邊緣」與「中心」。於是我們好奇地問魯老師,這樣的改變是不是和身處的環境有關係呢?魯老師俯思說道:「確實有些關聯,但不全然是因為廈門位在大陸的邊陲,主要還是內在思想理路的轉變。」接著又說:「在廈門,我有更多的機會和臺灣、東南亞的學者交往,自然而然的讀他們的書,想更多的問題。」例如受到王明珂教授的啟發,魯老師開始關注古史上南方古族的問題,而濱下武志教授的研究,則使魯老師思考其以海洋作為主體的「海域亞洲」論點。

我們進一步詢問魯老師未來會繼續考掘這樣的課題嗎?魯老師告訴我們,他希望能有精力鑽研思想史方面,但不是精英階層的思想,而是邊緣人群欲表述的思想及其內涵。探討他們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識系統,又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對世界的看法。意即探究邊緣人群構想的世界,以及他們對於世界的認知。魯老師說:「我嘗試著從濱海人群的知識與思想體系出發,去探究這個問題。我更願意用海域亞洲的眼光,而不是以大陸為中心看待濱海的人群。也許,從這裡出發,我會一步步地走出中國中心論或漢文化擴展、傳播論,而以一種世界主義的、文化平等主義的觀點,看待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社會與文化。直白地說,我的思考可能將更多是人類的、世界的,而不僅僅是中國的。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人也是人類的一部分。』」

 

三、城市與鄉村

魯老師的研究課題圍繞著中古時期漢水流域的變遷,在他相關的著述中有兩本譯作格外不同。那就是他所參與翻譯的、羅威廉的兩冊名著《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與《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羅氏將西方市民社會的研究理論應用在前近代中國社會,研究十九世紀晚期漢口商業和商人團體,引起不少國內外學者討論。當我們詢問翻譯這兩本名著機緣時,魯老師談笑著說,其實促成他參與翻譯這兩本書的因素純屬偶然。

九○年代初期,先是東歐的民主化,致使國際情勢發生重大的改變。後來鄧正來先生(1956-2013)有系統地引介西方學術作品,其中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理論。這兩個原因開啟魯老師注意這方面的學術趨勢,但魯老師也表示這樣的動機仍不足以成為他從事翻譯工作的動力,因為翻譯是件費時的工作。

最初翻譯《漢口》的是彭雨新先生,彭先生晚年指導他的兒媳婦江溶女士翻譯了《漢口》上卷的大部分,可惜沒有最終完成,特別是原著引文均未能翻譯、核校。而他的學生皆相當忙碌,無人能接續未完的譯作。正巧魯老師2001年升為教授後,可以暫緩密集地發表論文,恰逢兒子出生,便想從事較無壓力的工作。在江溶女士原有譯作的基礎上,魯老師一邊學習英語,一邊核校原譯,將註釋、引文重新校對,完成翻譯的任務。2005年第一冊出版後,獲得高度的熱烈迴響,當時在清史編譯委員會負責的于沛先生希望魯老師繼續翻譯下一冊,羅氏兩冊名著的中譯本便是在此機緣下問世的。

雖然主譯兩冊《漢口》,可是魯老師不完全同意羅氏的論點,對於「漢口模式」能否發展出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他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有別於以城市為中心,魯老師試著去探索中國社會的自治機制在鄉村發展的可能性。若城市裡的中產階層能培養出發揮影響力的市民社會,那在更廣大地區的農村裡,有沒有可能也培育出同樣具有階級自覺,且有清晰的利益訴求的階層呢?魯老師說此概念便是他正在構思的「鄉民社會」。

從城市談到鄉村,魯老師兩者都有深入的研究。於是我們向魯老師請教:「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是連續一體,抑或是壁壘分明?」魯老師認為若即或若離,取決於研究者的視角。他以自己的研究《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2011)為例,說明撰寫此書之時便兼具兩種觀點,甚至由此產生了一些內在矛盾。

《城牆內外》明清的部分是先完成,其研究理路受到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斯波義信、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的都市生態學影響,強調城市的形態及其結構是較為自主的環境下、自然發生的,城鄉間的人口、財富流動順暢,兩者差異不明顯,此論點與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所揭示的「城鄉連續統一體」(rural-urban continuum)大致一脈相承。所以在討論明清時期漢水流域的城市時,魯老師主要從城市的功能以及因應於功能需求而形成的結構方面,加以探討,「功能-結構主義」的分析理路非常明顯

並由此而強調市場因素在明清城市及其結構的形成與變化過程中的意義。而後在撰寫唐宋部分時,魯老師的思考重心已發生了變化,他更多地強調制度安排在城市形態與結構形成中的主導或制約性作用,強調權力的意義,認為傳統中國的城市大多受到政治力的強控制,其結構的安排、布局都是政治權力干預乃至直接掌控、設計、安排的結果。由此,魯老師實際上建立起一個城鄉對立的分析模式,在研究城市時,他更著重政治權力的控制性,例如子城的政治意義、城牆起的威攝作用等等,而對於此前在研究明清城市時所強調的城市中商業的因素,則較為忽略。

是漢唐時代的城市與明清時代的城市,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前者更突顯其政治意義,而後者更突顯其經濟功能?還是研究者所關注的重心發生了變化,在研究後者時重視經濟因素,而在探討前者時更關注政權權力?在《城牆內外》出版六年之後,魯老師坦率地回答,是後一個原因。該書前後寫作了七、八年,中間他的閱讀與思考都在不斷地朝前走,他的思考重心發生了變化。在六年前,他還沒有能力將這兩種方向的思考融會在一起,從而在書中留下了潛在的內在矛盾與衝突。遺憾的是,他還沒有看到學界同仁洞察到這一點。「當然,沒有人會比一個清醒的作者更能覺察到自己研究的缺失。」說到這裡,魯老師滿臉的落寞。

 

四、走出王朝國家的框架

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陳春聲、鄭振滿等學者開創並主導的華南研究,強調王朝國家權力在地方社會構建及其變化過程中的意義,指出民眾的行動或是意志往往受到國家權力(包括或特別是王朝國家的文化權力)的控制或制約,至少是影響。在此基礎上,魯老師在論及鄉村秩序時,卻似乎有意將王朝國家權力排除的取向,尋找本來存在於鄉村中的秩序。他亦嘗試站在鄉民的立場看待民間社會與王朝的關係。我們繼續追問魯老師,具體的落實方法有哪些呢?

魯老師認為可以從「身分」著手。鄉村居民他在面對王朝國家時,使用王朝國家給予的身分;在自己生活時,會使用地方社會給予的身分,此外還有職業界定的身分。選擇從什麼身分切入,學者們各有自己的側重點,魯老師則更願意關注人群相對自然的身分,即為了生計以及他們在家庭與自己所在的人群中所組成的社會中所展現的身分,而非來自於王朝國家賦予的身分。

最近魯老師剛完成一篇名為〈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的論文(201558日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宣讀),文中所描述的不是王朝給予漁戶的身分,而是濱海地域水上人群捕魚、煮鹽等生計方式,以及他們沿著海岸移動或上岸,與其組成家庭、社會的過程。其中不可避免有王朝國家權力的介入,但魯老師要討論的不是國家權力介入的過程,而是在權力參與的背景之下,觀察普通民眾平凡的日常生活。魯老師說:「我為什麼討論濱海地域的人群,而不討論都城裡的人群?是因為這些水上人群最大程度地脫離了王朝國家權力的控制,充分展示在王朝國家權力相對缺失的情況下,人們對於自己生活和社會的處理方式。」

著眼於「身分」與「邊緣人群」,兩者都是跳脫王朝國家權力框架的方法。魯老師在《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中討論白蓮教「襄陽教團」的形成與擴散,也是取徑同樣的方式。 此外,還可以觀察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例如沒有納入國家主流文化的神明信仰,魯老師曾以「買地券」觀察民眾處理死亡的問題。死亡基本上象徵脫離王朝國家的控制,所以民眾可以透過相關的活動進而相對自由的表達其願望和意志。

然而,魯老師也提醒研究者需要注意,若撇開王朝國家權力的考量因素而探討的議題,可能會使研究變得零碎,或是在表達上缺乏系統。離開王朝國家權力的線索與統系,而建立起新的歷史脈絡與統系的辦法,也許是以人為核心,抓住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群的生計方式(怎樣生存)、經濟形態(在謀求生計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組合方式與結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人對於世界的探究與想像等方面,展開探討與敘述,或者可能形成一種不同於以國家為核心線索的歷史敘述、闡釋體系。

 

五、田野調查的趣味

歷史地理的研究時常要進行田野調查,魯老師曾走訪過許多地方,最熟悉的應該是漢水流域一帶,包括江漢平原、襄陽、南陽、漢中、十堰地區。問起最難忘的經驗,魯老師仰起頭,喃喃說道:「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第一次去襄陽,站在破敗的城牆底下看見拐了一個灣的漢水,遙想劉表(142-208)曾在那裡做荊州刺史,對面的魚梁洲是當時很多名士的幽居之地,走遠一點便到諸葛亮(181-234)住的隆中。

襄陽城的東北邊是沙灘,春天水淺的時候,提著鞋就可以渡水了。沿著江往下走便是以習鑿齒(?-383)隱居聞名的「習家池」,再往下去就是襄陽百姓為紀念羊祜施行仁政而立的「羊公碑」。據說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222-285)因名為「墮淚碑」。魯老師說:「我走過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古人曾經生活在這個地方的感覺。」人們一代一代的走過,生命像江水般流逝,幾千年也沒起什麼大變化,在大自然面前體認到自己的渺小,以及對生命的體悟,古今都是相同的。

2008年底,魯老師和學生林昌丈在西鄉縣的堰口鎮抄錄碑文,四周都是高聳的山,堰壩就位於山口處。陽光上午十點才照進來,午後三、四點太陽又落下了。師徒二人還去了褒斜道石門,那裡本來有很多摩崖石刻,七○年代因修建水庫,已將部分石刻遷至漢中博物館。魯老師感慨地說到:「人們為了灌溉耕作的土地,在山口圍堰引水;為了打通褒斜棧道,反覆的火燒錘鑿,古人生活真不容易。」

田野調查有什麼用處呢?從做學問的角度來看,歷史地名定位、河湖水系變化、交通演變等諸問題,藉由實地考察,能夠加以確認。不過魯老師想告訴我們的卻是,真實地走過之後,對於當地會有更多一分深切的感受。從中想像當時的人們如何面對艱難惡劣的自然環境,努力地生存、發展,並創造自己的文化傳統。當具備這樣的體驗與認知,再回來寫作,感覺歷史就鮮活了起來,這種跨越時空的感觸,只有實地走訪過的人才能夠體會。

可惜的是,受限於學術規範,作者們沒辦法在論文中流露太多情感。對比起缺乏實地走訪的經驗,心中的感受必然有顯著的差別,魯老師開玩笑地說:「如果有讀者發覺我有些段落的文字寫得特別真切,那大概就是我曾經去過的地方。」對魯老師來說,實地考察獲得的線索固然很重要,但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他想要強調的是其隱性啟發所帶來的重要性。

 

六、數位時代的歷史地理

將「數位科技」與「人文學」交會而成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近年成型的新興研究領域。特別是在歷史地理方面,新穎的科技能使其在方法有很大的突破。四月初,本系唐立宗老師籌畫一場講座,邀請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白璧玲至本系指導同學建置「時空資訊平臺」,會中簡述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概念與處理圖資的方法。魯老師也出席此場講座,因此我們請教魯老師對於這方面的看法。

魯老師認為,傳統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在復旦大學的譚其驤(1911-1992)先生以及葛劍雄、周振鶴等教授,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及李孝聰、韓茂莉、辛德勇等教授,陜西師範大學史念海(1912-2001)以及朱士光、侯甬堅教授等幾代學者的努力下,基本上已經達到頂點,包括地名定位、沿革地理、近代地理研究都具有豐碩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依靠傳統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再想達到更大的突破,事實上已經非常困難。魯老師表示,他對於漢水流域河湖變遷、堤防以及城市形態與空間結構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傳統的歷史地理方法。他自己一路走過來,深知要有所突破,非常困難。

最近幾十年,GIS技術激起很大的迴響,學界各方都很關注這個議題,包括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都朝往這方面發展,相關工作累積有將古地圖校正,建立GIS的時間序列與空間座標,已具有一定的規模。可是魯老師說運用科技工具繪製地理資訊、獲取數據資料當然都很重要,但學界當前的工作大多在資料庫的建置,以及地理資訊平臺的展示。在技術之外,提出新思路也十分重要,例如目前較少學者將GIS與行為地理學結合,研究人類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下的行為過程。

魯老師介紹了一個研究實例。南京市規劃局、南京市城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及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合作開展了南京市歷史空間格局演變研究。其中,南京市城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負責基於3S技術的南京歷史空間格局數位復原研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專案計畫,2008-K9-21;南京市建設行業科研專案,200701),該課題已於2010727日順利通過專案驗收,其最終體現為南京市歷史文化空間格局演變應用服務系統。這一專案以南京城市歷史空間格局數位復原為研究對象,以GIS為技術手段,提出「由近及遠、從整體到局部、先準確後模糊」的復原總體思路,建立由歷史空間與現狀資源圖件座標相統一、斷代分析與延續性分析相交錯、精確定位與模糊定向相結合、傳統研究與新技術應用相輔助、歷史空間復原與現狀普查相校驗構成的復原方法體系。目的是為了未來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南京城市空間和文化特色、研究南京歷史文化內涵提供了堅實的資料基礎與有力的技術保障。

但是,對於歷史學者來說,如何參與到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建設中,並運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2011年,魯老師曾聯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張曉虹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成一農研究員等學者,試圖建立一個城市歷史地理訊息系統,並將之運用至城市文化地理與社會地理研究。後來計畫中止,除資金原因,還面臨許多技術層面的困難。傳統的歷史學與地理學學者較不熟悉電腦技術,若將資料委託給資訊人員操作,其本身缺少實際從事專業研究的體會,很難準確而全面地理解歷史地理上的問題,顯得知識儲備上的不足。換言之,數位人文需要較長的資訊準備,像是要擅長操作ArcGIS軟體,又要熟悉歷史、地理方面的材料。魯老師感慨地說,他覺得他這一代的學者學來不及了,期許後輩們能開闢一番新局面。

 

七、歷史、敘事與想像

2015520日,本系舉辦一場「Hi-Story:歷史與敘事的可能性」工作坊。活動內容為四位同學分別以小說、繪本的形式發表他們的作品。使用小說、報導文學、繪畫等方式呈現歷史作品,採用了史學研究的方法,卻不受限於單純的史實復原,使得史學的呈現得到更寬廣的揮灑空間。於是我們也向魯老師請教對歷史敘事的看法。

魯老師首先從歷史學者的角度,告訴我們歷史作品成型的四個層次:一、敘事:描述歷史過程中的人與事,以及歷史過程是如何展開與演繹的;二、分析:在歷史敘述之上加以分解辨析,探查哪些因素對歷史事件與過程起了作用;三、解釋:將歷史事件聯結起來,形成歷史發展的軌跡,並將前因後果聯繫起來,形成對歷史軌跡的解釋;四、觀念:從總體上對歷史的本質、動因、特徵或規律提供某些觀念性的認識。四個層次彼此涵蓋一起,而敘事是最基礎的層次,若沒有敘事,就談不上分析、解釋、觀念。

接著,魯老師從文學的面向說明為什麼需要敘事,他以三國演義、戲曲傳奇,以及敦煌變文中的民間故事為例,這些都是憑藉歷史事件發展而成的作品,縱然和事實有落差,但民眾對歷史的認識大多來自於此,所以影響力更甚於史籍。魯老師認為這些故事所提供的解釋,所反映的觀念,都很有意義,因此他說:「歷史敘事沒有高下之別,它們都包含對歷史的解釋,及某些觀念性的看法。不同的是歷史敘事的目的,《史記》欲通古今之變、《資治通鑑》是為帝王鑑古知今,民間故事則為民眾提供歷史知識與借鑑。」

楊家將、岳飛(1103-1141)的故事何以廣為流傳?雍正帝(1678-1735)反腐的戲劇何以在大陸極具吸引力?可能是因為民眾將其投射在現實生活當中,教導子孫服膺倫理,希望左鄰右舍忠誠可靠,而感動人心的歷史敘事往往能夠展現一個時代的圖像。魯老師認為《戰爭與和平》之所以成為名著,不只是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筆下的人物具有生命力,更是因為他描繪了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社會變遷,及動盪時代下的人們從苦難中體悟人生的真諦。魯老師在工作坊上看見同學們的嘗試,也期待同學們的敘事作品能夠具有展現洞察人性、關心社會的意義。

在「歷史村落地理」課堂中,魯老師介紹不少鄉村聚落的研究典範,如費孝通(1910-2005)的開弦弓村、林耀華(1910-2000)的義序、楊懋春(1904-1988)的臺頭,然而除了這些中國村落的研究,魯老師還特別講述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第三代成員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其運用教會裁判所的材料,勾勒出十四世紀初法國南部鄉村的生活景象,是微觀史學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當《蒙大猶: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在大陸出版後,學界欣羡之餘,或說:「我們沒辦法寫出這樣的著作,因為我們沒有如此豐富的村落資料。」魯老師並不認同這樣的論述,他覺得問題不在材料的有無,而是方法上的突破。勒氏固然用了最細緻的史料來分析,可是史料本身能告訴我們的東西很有限,要讀出其背後的弦外之音需要充分的想像力,如此才能把片斷的史料結合成一個連續的故事,讓事件人物在讀者的心中活躍。

魯老師默念了一段陳寅恪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指出我們現在可以依據的材料只是當時遺存的一小部分,要藉著這些片斷材料窺測出全部的歷史過程與社會結構,一定要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雕刻的眼光與精神,然後去想像並理解古人提出觀點的用意和對象,才可以有真瞭解。要達到真瞭解就必定要神遊冥想,假想自己和古人處在同一個境界,想像古人當時非得這樣說的苦心孤詣,有了這樣的同情後,才可以批評古人學說的好壞,而不流於空泛。

可是陳寅恪也說,同情的態度容易造成穿鑿附會,魯老師補充道:「重建歷史的環境,之所以會過度想像,是因為研究者不足以控制那個世界,沒有當過皇帝的人看著材料去想像皇帝的生活,難免會有些差錯。若想像我們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不會過度了。」所以魯老師說:「我從不想研究皇帝,連士大夫都不想研究。因為不僅皇帝,連士大夫都離我很遠。我就是一個本分的農民。」怎樣恰如其分地掌握並運用想像力,則取決於研究者的思想水平。

 

八、客座生活

至本系客座前,魯老師在2006年也曾赴耶魯大學訪問。我們請他分享在美國的訪問經驗,他謙遜地說,在美國期間,大多待在紐哈芬(New Haven),只去了一次紐約(New York)、費城(Philadelphia)等地,對美國文化仍沒有太深的了解,更多的收穫是來自學術方法上的衝擊。因此更重視語言,語言(Language)不只是作為對話的工具,還有作為分析的語言學(Philology)。

在耶魯,魯老師會聽很多歷史系或課和演講。有的演講,總有不少外系的師生前來旁聽,魯老師曾與一名來聽課的數學系的教授聊天,他詢問那位教授:「聽歷史學門的課程,對您的數學研究有幫助嗎?」教授回答是肯定的。魯老師笑著告訴我們,他始終沒聽明白那位教授闡述的理由,也許所謂的幫助不盡然是來自於直接的方法,而是眼界的提升,這也讓魯老師日後更注重跨學科的整合,不使自己被單一學科限制。

耶魯大學具有悠久的漢學傳統,當我們問起魯老師是否得到與漢學家們較難得的交往經驗,魯老師說往來最密切的是接待他的歷史學系教授韓森,後來因為研究「買地券」的緣故,也將韓森的《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翻譯出版。此外,人類學系蕭鳳霞教授講課時,魯老師必定會去旁聽,蕭教授所講的多是人類學最前沿的理論,不太容易聽懂,但囫圇吞棗地,也算是打下了一些基礎。較特別的是,魯老師與漢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有一次較長的談話,魯老師說山東郯城縣離他的家鄉江蘇東海縣不遠,至今家鄉的人們還流傳著康熙七年(1668)大地震的傳說,於是兩人聊起了《婦人王氏之死》(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文獻的使用方法,如何用《聊齋志異》與《福惠全書》建構王氏的故事。「上他課的學生太多了,我只去了一、兩回。」魯老師惋惜地說道。

順著這樣的話題,我們也請教魯老師來本系客座的感想。除了校園秀麗的山色風景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與本系師生的相處。魯老師說:「暨大歷史系溫馨的師生群體,使我想起唸書時,與老師無拘無束的交談。以及剛剛當上教師的那些年,和老師、同仁親密無間的相處,是我久違的感覺。」且對於相對自由的學術與思想環境,也表達肯定之意。另外一方面,魯老師覺得臺灣的學者受限於現實,有時候將研究視為一種職分內應做的事,而不是職志,所以研究中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所投射的關懷較不明顯。

在我們求學的歷程中,從研討會、研習營,甚至是網路上,也時常與來自大陸的學生們接觸,有時會感覺兩岸文化有顯著的不同,因此我們也向魯老師詢問他對兩岸的學生、學術風氣的看法,想不到魯老師反問道:「差異很大嗎?」原來從教師的角度來看,當代的制度、思想、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觀念,在他看來都是來源於西方。魯老師認為無論是大陸或臺灣的學術發展,大多受歐美影響,差異只在於表現程度的強弱,若真要說學術風氣的差異,應該是學術傳承不同。

 

九、寄語同學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問魯老師對於將來欲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後輩有什麼建議與期許呢?魯老師說歷史研究者應該具備三種能力:首先是史料功底,歷史不是空談,踏實的研究必定需要解析史料的能力。其次是語言技能,未來的研究者要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臺灣、大陸的聽眾,還要能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們交流,唯有如此才能更為全面地認識不同文化的內涵,所以有機會應該多學習各種語言。最後是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因為歷史演進是人類社會變化的積累,理解現實社會有助於理解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人事物。先有關愛才能有所理解,多關心身邊的人,盡自己的能力做一點幫助社會的事情,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至於勉勵的話,魯老師帶笑簡單地說道:「讀書做學問不容易,若要從事歷史研究,就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吧!」

這次魯老師至本系客座,是由李今芸主任居中聯繫協調。李主任也向魯老師探尋是否有機會讓本系同學赴大陸進行調查研究。這項提議經過魯老師與廈門大學接洽後正在逐步落實中,目前可提供幾位研究生赴大陸收集資料、田野調查。魯老師認為學術研究是無止無疆,應走出國家與民族的邊界,更應跨出兩岸的局限,他鼓勵同學可藉由各種機會到大陸走走跑跑,不只為了研究目的,也可當作一種開拓視野的文化體驗。

 

十、結束語

我們非常感謝魯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專訪。魯老師從思想啟蒙,一路說到未來的研究方向,並細談田野調查、客座生活等許多有意思的話題。在訪談過程中,魯老師多次提到要對社會有所關愛,使我們覺得他對我們的期許,不只是要恪守學術規範,做一個傑出的歷史研究者,更要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知識分子。

對於研究歷史的目的,魯老師認為與其在象牙塔中與少部分的人交流,更好的方式是走向大眾,所以也提到歷史學如何為今日之用的問題。此外,魯老師跨足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超越學科限制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效法。

魯老師言談誠摯而生動,聆聽他的人生閱歷,不但使我們對於他的學思歷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讓我們省思在學業,或在處世上的不足之處。離開本系後,魯老師將先回廈門大學,接著還要再去美國訪問,我們祝福魯老師一路風順,永遠像現在一樣充滿活力,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歷史作品。

 

本文出處:陳一中、黃鐙儀,〈學人訪談──魯西奇教授〉,《暨南史學》,18(埔里,2015),頁11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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