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 @ 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一、晚明的社會風氣

十七世紀初徽州歙縣的一位知縣在編纂地方志時，憧憬起百年前的美好時代，如果用四季輪迴來比喻，在他的心目中，明王朝是從一個靜謐的冬天開始的，當時的社會秩序分明，男耕女織，純樸的人們各盡其本分。而在這位知縣身處的時代，王朝已從喧鬧的春季進入狂飆的夏季，商業活動日漸興盛，追求利益的人們變得貪婪狡詐，因此他在地方志的〈風土論〉感嘆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不知道何時才能回歸往日的樸素。

這位知縣名叫張濤（1561-?），他的憂慮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憂慮，不安的氛圍在江南地區的地方志中隨處可見。徽州商人們沿著新安江往返杭州，那裡是大運河的起訖點，再往北一些的長江三角洲發展出非常多的市鎮，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足的地方之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的風氣日甚一日，連帶的導致秩序崩壞，常常有僭禮踰分之事。

例如在服飾方面，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確立一套禮制，凡舉樣式、質料、顏色，皆有詳細的規範，從衣著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身分貴賤。可是到了明代中後期，這些規定不再被嚴格遵守，人們標榜奇裝異服，甚至連奴婢都身穿華麗的絲織品，松江文人范濂（1541-?）感慨道：「女裝皆踵娼妓，則難為良矣。」原來當時婦女的流行指標便是青樓女子，人們稱其為「時世妝」。帶動的風尚不止於衣著，蘇州文人陸容（1436-1494）曾具體地描述，他說起初南方的婦女都用團扇，只有妓女用可摺的撒扇，後來連良家婦女也開始用起撒扇了，可見良善的風俗愈來愈淡薄。

二、妓與妓院

很難想像妓女的裝扮怎麼有如此的魔力，不只是婦女爭相仿效，連文人也樂於攜帶妓女遊樂宴會，福建文人謝肇淛（1567-1624）形容道：「至今日而偃然與女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其實不能簡單地以禮教廢弛、文人性情放蕩等道德觀來批判，因為當時文人與妓女交往的層次在於情感，而非止於肉體，例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1611-1693）娶了秦淮艷妓董白（字小宛，1623-1651）為妾，並在其早逝後，將兩人的生活點滴形於筆墨，寫成《影梅庵憶語》，內容真切感人，據說曹霑（號雪芹，約1715-約1763）的小說《紅樓夢》便受到此書啟發。又如另一位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1618-1654），他與歌妓李香君相戀的故事，則被孔尚任（1648-1718）譜入著名的傳奇《桃花扇》中，成為一齣透過兩人的愛情，講述南明興亡的歷史劇，連康熙皇帝（1654-1722）也非常喜愛。甚至連吳三桂（1612-1678）降清也被附會成報復李自成（1606-1645）的手下擄走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遂引清兵入關。諸如此類與妓女邂逅的經歷，在晚明文士的生活中並非罕見或羞恥的事。

當然，不同於一般的土妓（或稱歪妓）、遊妓，能夠與文人交際者，本身皆具有一定的水準，當時的人稱其為名妓（或稱名姬）。張岱（1597-1679）在遊歷揚州二十四橋時，曾提到：「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說明了名妓與一般妓女的一大差別是擁有個人空間，不必拋頭露面，也可不接待俗人。妓院即是一個提供私空間的場所，雖然名妓未必出身自妓院，其活動範圍也不侷限於妓院，但大體上，妓院是名妓重要的養成所。

歷經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懷（1616-1698）追憶起歡場昔日的繁華，遂將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名為《板橋雜記》的書，內容盡是妓院韻事。從他的筆下的描述，可知妓院是一個高雅的消費場所，環境布置的典雅清潔，像是仙境一般。名酒佳茶、簫管琴瑟、餳糖小菜，飲食與各式設備都是上品。部分名妓的居所裝潢更是別出心裁，奇石幽竹，香煙繚繞，富有園林情調。名妓顧媚（字眉生）的居所名為「眉樓」，余懷覺得太過夢幻，於是戲稱說：「此非眉樓，乃迷樓也。」在不少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裡，故事中的人物若要進妓院，總需要花上不少銀兩，這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名妓文化是依靠城市的富裕支撐，市井小民很難消費得起，士大夫與商人才是主要的客層，秦淮舊院（妓院）與科舉考試的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地緣關係之微妙，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夏季的南京酷熱難耐，因此在妓院之外，於秦淮河「畫舫」遊船泛舟，以及兩岸河畔設置的「河房」也都是玩樂的場所。《板橋雜記》中提到：「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張岱形容秦淮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畫舫來去穿梭。在河房外側設有露臺，女客們手持團扇，嫵媚動人，在夏天的夜晚，彷彿在風中都可以感受到香氣。曾任復社領袖之一的吳應箕（1594-1645）在《留都見聞錄》說華麗的河房建築與水色相映，人們盡情玩樂直到通宵達旦，真是非常壯觀的場景。遇到科舉考試的年分，河房的業主會刻意地裝潢塗飾，高價轉租給考生。

在《醒世恆言》有一則〈賣油郎獨占花魁〉的故事，主角賣油翁秦重偶然見到人稱「花魁娘子」的名妓王美娘，最考慮的竟是自己的身分，心中自問：「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多想了一下才改變心境，覺得自己是個清白之人，有銀子也就成了。好不容易攢了一年的積蓄，湊足了十兩銀子，才得一親紅顏。進妓院之前，秦重還慎重地買了鑲鞋淨襪、頭巾，把衣服洗得乾淨，打扮的像個官人一般。而鴇母領著秦重彎彎曲曲地繞過了許多房頭才見到王美娘的臥室，裡邊掛著山水畫，書桌旁擺設些古玩，牆壁上還有許多詩稿。相處之後，王美娘覺得秦重是個難得的好人，忠厚老實且知情識趣，但就像秦重起初所擔心的，王美娘想道：「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經過一番波折，王美娘最後仍贖身嫁給了秦重，有了歡喜圓滿的結局。這個故事雜揉了唐代傳奇的情節，且背景設定為宋代，可描述的情景完全符合明清時代的狀況，因為作者馮夢龍（1574-1646）也難免以自身的時代去建構細節。

三、宛如文人的名妓

除了外在空間的不同，內在文化涵養才是名妓之所以為名的原因，無論奏樂、舞蹈、作詩、繪畫等各式才藝，名妓們均有涉獵，且各有專精。明清史學者王鴻泰認為名妓即是文人文化衍生出的產物，妓女們除提升琴、棋等自身的藝能外，也致力於詩、畫的學習，並仿效文士的行為舉止，使之在文藝場合的角色從磨墨、奏樂等陪襯性質，轉變成共同參與者。妓女的「文人化」，其突破不在於禮法規範，就身分而言，名妓仍舊是賤民，可是她們提供文人經營情感世界的可能性。

《板橋雜記》的中卷專記秦淮群艷，余懷詳盡地介紹名妓的姿態、色藝、性格與逸事。在技藝方面，尹春（字子春）「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就連經驗老道的演員都自嘆不如。當與顯赫的人士聚會的時候，李大娘（字宛君）會合彈琶琶、古箏。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他的居所清幽雅緻，余懷要與好友舉辦詩文聚會，必定會選擇在該處。顧媚則「通文史，善畫蘭」，甚至有人慕名而來，想向她索取詩文與繪畫。卞賽（號玉京道人）專精小楷，且同樣善於畫蘭，縱橫枝葉，每次落筆都要畫上十餘紙，卞賽的妹妹卞敏畫起蘭花不像卞賽繽紛，喜歡簡單的描畫兩、三朵，名妓中善於畫蘭花者不勝枚舉，各有其特色。

妓女們是如何學習這些才藝的呢？其一是彼此傳習，卞賽的侍兒柔柔因在側承奉硯席，遂獲得文人的注意，而李十娘年老時，以教女娃歌舞為活。萬曆三十年（1602）旅居秦淮河畔的福建人姚旅（字園客）因附近就是娼妓聚集處，對於妓女也多有記述，他在《露書》中提到名妓趙彩姬「常教授女流，所著有《青樓集》一卷」。其次是妓院的培訓，余懷特別點出董白「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因此長成後，通曉女紅、品茶等多項技藝。江北的揚州有一種類似的行業，稱為「廣陵姬」，他們畜養女子至豪門為妾，從小就訓練各項技藝及進退坐立之節。但浙江人沈德符（1578-1642）發現其水準參差不齊，在《萬曆野獲編》中說有的女子只會彈一段琴、唱幾種調，只識得幾個大字，畫起蘭竹也就僅能畫幾枝，妓院也有這樣的狀況，天分不高的妓女就無法晉升名妓之流。妓女學習的第三種途徑是與文人交流，《金陵瑣事》記載名妓林奴兒學畫於史廷直、王元父二人，因此筆風清潤。《曲中志》則記載名妓王曼容「學字於周公瑕、學詩於佘宗漢、學琴於許太初」，都是當時的名望之士。而有了基礎後，妓女在與文人相處時，也會耳濡目染，備受薰陶，使文學素養更為提升，清初江蘇人王昶（1724-1806）輯錄的《明詞綜》中，所載的女詩人就有二十六位出身青樓。

在容貌方面，自然不必多言了，余懷筆下的名妓，縱然不是貌美如仙，舉止風韻也是一時之選。如李十娘娉婷娟好，肌膚玉雪，眼裡帶著感情，笑起來又好看。顧媚風度超群，桃花滿面，身材弓彎纖小，腰肢輕柔纖細。卞敏樣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像是個「水晶屏」。沙才美而豔，豐而柔，骨體皆媚，是個天生尤物。至於名妓的性格，倒不一定溫和婉約，不乏豪邁爽直者，明代中期以後士人崇尚俠義，喜好在聲色場所展現豪俠氣概，名妓們可能也受到了這種風氣影響，例如李大娘個性豪侈，有鬚眉丈人之氣，而得「俠妓」之稱。寇湄（字白門）十八、九歲時被朱國弼（保國公）購入，後來朱國弼降清，家口被沒入，寇湄則花費千金替他贖身，因此被稱為「女俠」。可知在名妓的生活中，賺取金錢並不是首要之事，明末名臣錢謙益（號牧齋，1582-1664）編訂《列朝詩集》時一併作了小傳品評，也提到馬湘蘭（字守真）輕財重義，「時時揮金，以贈少年」。

余懷作《板橋雜記》，想是秦淮常客，但他的雅遊的時間約在崇禎末年，難免有生不逢時之感，他說：「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事實上，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造訪，也未必能如願見到這些名妓，如他提及的名妓朱斗兒（號素娥）曾與「金陵三俊」之一的陳沂（字魯南，1469-1539）聯詩，有一個鳳陽人劉望岑有意拜訪，她卻不出見，劉望岑只好留下了一首詩，朱斗兒看了之後，知道來者非附庸風雅之人，才欣然相見。又如曾經有一個姓徐的人（可能是嘉靖晚期內閣首輔徐階的同族）求見名妓柳如是（1618-1664），給了鴇母三十金，一見到柳如是便說：「久慕芳姿，幸得一見。」接著又說「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等沒有學識的話，柳如是怒而入問鴇母：「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見我。」知道鴇母已把錢都用盡了，遂剪了一縷頭髮給鴇母作為償金。

四、名妓與文士

士人與妓女的交往，至少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存在風氣，明朝開國時也沒有忌諱。《國朝典故》提到明初不禁官妓，每日退朝後，官僚們便去妓樓聚會，日益浸淫放恣，以致荒廢公務。宣德初期，有明朝包青天之稱的都御史顧佐（?-1446）倡議禁妓，起初有了顯著的效果，《萬曆野獲編》稱京師（北京）縉紳自此沒有娛樂，竟然流行起男色。在南方地區，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經在金陵（南京）設立十六座樓，安置官妓，接待四方賓旅，原本一片昇平歡樂之象也受殃及，謝肇淛形容道：「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禁絕有成，盛況不再，但在謝肇淛所處的明代中期，其實禁令早已廢弛，他說：「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對於顧佐禁妓的影響，他又補充道：「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里閈。」狎妓之風已轉趨私人化、地下化。

江南畢竟遠離京師，又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成為較早突破禁令的地方，娼妓業在嘉靖時期又重新興盛了起來。明代中期，社會風氣尚俠，並為「俠」賦予更廣泛的含意，「俠游」是一種不將舉業視為人生目標，或不被家業局限，轉而追求藝文成就，縱情於游樂、詩酒等活動，表現逸脫的生活觀。而在城市中的交遊，勢必要雄厚的財力，於是輕財結客，視金錢為糞土，盡情揮霍的價值觀也成為俠的內涵之一，能夠具體展現豪俠之氣的地方便是妓院這類的聲色場所，因為該處提供一個逃避的空間，讓人暫時忘卻現實的困頓，寄身其間的文人也可藉由展現文藝才華，顯現個人的存在感。《板橋雜記》記載佚事的下卷便提到幾位豪俠之士，如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游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又如張維「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與之相伴的名妓，也不免沾染了幾分俠氣。

當時的選美比賽稱為「花案」，場面極為盛大，這可不是輕率的品頭論足，而是由幾位知名的文士擔任裁判對妓女進行品賞、排列名次，像是科舉一樣，擬作狀元、榜眼、探花，並配上相應的花卉，如曹大章等名士組成「鷲峰詩社」，是目前已知最早舉辦花案品評者，《蓮臺仙會品》記載其排選結果為：「女學士，王賽玉，小字儒卿，名玉兒，行六，花當紫微。……女狀元，蔣蘭玉，小字雙雙，名淑芳，行四，當杏花。」至於品選的基準，《金陵妓品》透露道：「一曰品，勝典則者；二曰韻，勝丰儀者；三曰才，勝調度者；四曰色，勝頴秀者。」也有文人會將名妓湊數冠名，諸如「秦淮八艷」、「金陵十二釵」等，後來更依此出版了《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秦淮詩鈔》等歌詠妓女的詩文集，亦有人撰寫《嫖賭機關》、《嫖經》等風月指南，提供比較庸俗的內容給民眾作為尋芳的參考。

崇禎十二年（1639）的七夕，在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僑居的居水閣聚集了許多妓女，各路的名士豪傑也都來了，車馬、舟船將周圍的街巷與水道擠得水洩不通，三班戲團同時在臺上競演。原來閣內正在品選花案，共選出二十位，其中王月（字微波）被品為第一名，要登上特製的狀元階臺上，當他一上臺，樂班就開始奏樂，並進酒祝賀，宴會一直持續到天亮才結束，其他沒選上的妓女，只能落寞的離開。隔天，與會的來賓各賦詩記錄過程，余懷寫道：「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王月將這兩句詩繡在手巾上，隨時攜帶在身邊。花案不一定在名人居所，通常是在妓院、河房，余懷也提到一場他沒參加的花案，有「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

《藝苑卮言》載述正德年間的文人們玩一個拋擲骰子的遊戲，一位不知名的妓女，拿到骰子後便以此為題，應答：「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染，拋擲到如今。」小妓有如此文采，實屬難得，因此特別被記錄下來。而部分名妓的文學造詣比起文士也毫不遜色，《列朝詩集》小傳中多有記載，如揚州名妓王微（號草衣道人，1600-1647）「才情殊衆，扁舟載書，往來吳會間。所與遊，皆勝流名士」。名妓參與文人藝文活動也成為一時風氣，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嘉興有名妓周文（字綺生），其舉止言論皆儼然如文士，當地縉紳好文墨者，每次聚會必定邀周文出席共襄盛舉。更誇張者如淹通文史、工詩善書的朱無暇（字泰玉），「萬曆己酉，秦淮有社，會集天下名士，泰玉詩出，人皆自廢」。無論是花案，或是各式文藝社團，當名妓置身其中，與文士交往唱和，其產生的作品，往往會以文字的方式傳揚，無形中也有助妓女的聲名，亦是妓女成為名妓的途徑。

五、從青樓到蘭閨

美人遲暮，千古一轍，名妓的職業生涯是絢爛而短暫的，他們的後半生又要怎麼度過呢？妓女平時供養「白眉神」，也多信佛教，常到佛寺參拜許願，落籍從良後削髮為尼，或成為道姑是一種選擇。轉換身分的另一種途徑是為人妻妾，就男性而言，妻的責任是持家、生育，屬於家內的；名妓則能豐富感官，具有社交性質，因此兩者的角色具有互補性，恰能調劑男性在不同方面的需求。

美國性別史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曾經分析名妓流動至家庭面臨的衝擊，儘管妓女成為妾後，可能會受到妻的敵視，但兩者有著共同的目的，即服務丈夫，在「從」的倫理標準下，對男性保持忠誠，因此妻對於這位本不屬於家庭的妾也只能選擇接受。冒襄娶董白為妾時，便感謝元配有相成相許的雅量，且與之相處有如水乳般融洽。在明代中後期，當婦女以撒扇、時世妝為風尚時，妻子與藝人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江蘇女詩人徐媛曾通過丈夫與名妓薛素素（1564-1637）接觸，並為其寫詩。

要落籍從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影梅庵憶語》提到冒襄為了替董白贖身，費了一番功夫。事後接到錢謙益的來信，才知道動員了許多人士幫忙，錢謙益請其門生辦理落籍事宜，蘇州有些瑣碎的糾紛則由周儀部打理，曾任禮部官員的李宗憲也從中協助，前後費時十個月才完成。其金錢花費更是驚人，光是處理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的各式借債就花了三天，將借據疊起來竟厚達一尺，還有聲稱是董白生父的人登門要錢。

〈賣油郎獨占花魁〉裡分析從良有「真從良」、「假從良」、「苦從良」、「樂從良」、「趁好的從良」等等狀況，像冒襄與董白這樣相愛的便是樂從良，有的時候男有情女無意，勉強娶進門，便是假從良。若嫁入侯門，抬不起頭，變成半妾半婢，那便是苦從良。列舉這麼多情境，卻沒提到一種最淒慘的，沈德符曾有段親身見聞，他認識一個擁有田園、宅第的妓女劉二，卻被一個浙江人范仲子以甜言蜜語誘惑，兩人結婚後，因范仲子喜好賭博，以致劉二的簪珥、姬侍、田產都被變賣，最後投繯自盡。沈德符又聽人說：「其人慣誘娼女，作此等伎倆，非一度矣。」在一本專門紀錄商業詐騙的書籍《江湖奇聞杜騙新書》中一則故事提到有一個叫陳全的金陵人用計白嫖名妓，文後的按語悻悻地寫道：「妓家嘗是騙人，輕者喪家，重者喪身，未嘗有被人騙者。況花不如高抬身價，佯孤老，其騙人財尤難計算。」可見像劉二這樣的遭遇，應該不是常見的事情。

從良後的妓女有的還會在公眾場合與文人交往，甚至重操舊業，有的則是洗心自新，成化年間的金陵名妓林奴兒，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林奴兒便以扇畫柳題詩拒之，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六、天地正義見於婦女

唐人杜牧（803-852）有詩〈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指賣唱的歌妓不能體會王朝滅亡的痛苦，仍然逕自的唱著歌曲。此詩實為借商女諷刺主事者不以國事為念，沉浸於靡靡之音，言外之意，無須贅言。

但是妓女真的是不關心天下興亡的嗎？與此相反，晚明的名妓不乏以抗節明志者。《板橋雜記》提到張獻忠（1606-1647）搜得名妓王月，留於營中押寨，王月卻忤逆不從，最後被張獻忠蒸置於盤，以享群賊。鳳陽督師馬士英麾下士兵擄掠淮安，妓女悉被擒，唯獨燕順堅執不從，被士兵所殺。已成為「飛將軍」孫臨（字克咸，1611-1646）小妾的葛嫩（？-1646）與丈夫皆被清兵捆綁，主將欲犯之，葛嫩大罵，並嚼舌含血噴其面，遂被殺。

這些名妓的抵抗可能僅是出於身體上受到侵害，表現出貞節的行為，然而有些名妓更體現出對王朝的責任感，有主動的抗拒行為。例如李香君勸侯方域不要接受南明奸臣阮大鋮的資助，後來南明淮陽巡撫田仰以三百金邀李香君一見，也被斷然拒絕，《桃花扇》便以此為創作原點，說李香君因此自盡未遂，血濺詩扇，被盟友楊龍友繪為桃花，桃花扇即成為李香君與侯方域的訂盟之物。

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晚年作《柳如是別傳》，雖然自稱「著書唯剩頌紅妝」，但他關注的面向不在男女情愛，而是借此表彰柳如是獨立的精神。陳寅恪說柳如是為曠代難逢之奇女子，並用了很多的史料說明錢謙益在柳如是的鼓勵下，參與了一系列反清復明的運動，相較之下，其氣節更甚錢謙益。1645年，南京傾覆，柳如是勸錢謙益：「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錢謙益面有難色，柳如是遂奮身跳入湖中，還是被人拉住才沒跳成。有人為這個故事杜撰了嘲諷的內容，說錢謙益原先答應了，後來探了湖水，說：「冷極奈何！」由於水太冷而改變殉國的心意。與錢謙益相反，出仕三朝的龔鼎孳（1615-1673）娶顧媚為妾，也曾投井自殺，但被人救起，遇到人問起，他總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這也使得清人陸以湉（1801-1865）比較顧媚與柳如是時，認為顧不如柳。

清代初期，遺民將精神寄託在江南地區大量婦女殉節的記述，其具體的行為是透過修纂《明史‧列女傳》，將民族觀滲透到文字內，遂有「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的論調。學者鄭培凱也注意到這樣的現象，認為婦女能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事蹟符合統治階級主導的道德意識。也因如此，從節烈事蹟中看到的現象，往往只是道德家所想追尋的，並不能真實反映人們的主體生活意識。高彥頤則有另一種見解，認為對女性貞節要求日益嚴苛，產生了另一種作用是使他們進而忠君愛國，故在鼎革時期成為反清忠明的積極參與者，浙江才女王端淑（1621-1706）詩文中流露對南明小朝廷的同情便可作為證明，部分名妓的殉國行為可能也是如此吧！

七、結語

有人問余懷，朝代的興衰，可歌可錄的事情那麼多，為什麼偏偏只記狭邪豔治之事？余懷則從初期的十六樓，至晚期的南市、珠市及舊院，細數妓院的變革。也許對明代晚期江南的騷人墨客來說，秦淮的盛衰就是王朝的象徵，多少風流韻事，男歡女愛都在此發生。怎料王朝崩解，繁華轉眼成空，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秦淮承載著無數士人的記憶，成了抒發懷古幽思的對象。

晚明名妓文化之盛，得利於許多因素，社會風氣的轉變，帶動情欲的解放，而俠游與城市文化結合，更讓妓院成為排解人生挫折、展現文學才華的場所。另一方面，妓女也學習詩文才藝，成為儼如文士的名妓，使文人與妓女的交往，超越了金錢與肉體的層次，而富有情感與內涵。晚明文人忘情追求聲色，恣情縱欲地享受生活，妓女則成為文人在禮教之外，情欲的歸依。

本文修改後，以〈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17世紀遊走在時尚尖端&禮教刀鋒的女人們〉為題，刊於《典藏•古美術》，272（臺北，2015），頁116-125。

主要徵引書目

史料

1.［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2.［明］周暉，《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16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77）。
3.［明］姚旅，《露書》，天啟刻本。
4.［明］范濂，《雲間據目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5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5.［明］張岱著；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明］謝肇淛，《五雜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
7.［明］張應俞著，孟昭連整理；魯德才審訂，《江湖奇聞杜騙新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8.［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明］馮夢龍；廖吉郎校訂；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臺北：三民書局，1988。
10.［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1.［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順治九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12.［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清昭代叢書本。

期刊論文

1.王鴻泰，〈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收入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頁189-226。
2.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137 （臺北，1999），頁16-29。
3.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73-123。
4.王鴻泰，〈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101-147。
5.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的經營〉，《新史學》，24：2（臺北，2013），頁71-130。
6.汪榮祖，〈文筆與史筆──論秦准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漢學研究》，29：1（臺北，2011），頁18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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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鄭培凱，〈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明清的情色意識與貞淫問題〉（下），《當代》，17（臺北，1987）頁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