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三月初,柴靜執導的「穹頂之下」引發了不小的迴響,不止於中國,臺灣人們也紛紛關注起霧霾對人體的危害,因為空氣汙染往往是超越疆界限制的,若吹起季風,海峽彼端的臺灣恐怕也要受害。

在紀錄片中,柴靜用照片、數據等可視化的資料揭示北京的霧霾。當代工業化確實是導致空氣汙染的根源之一,但其實在古代,由於自然氣候的關係,北京的空氣也不怎麼好。中研院史語所的邱仲麟教授在一篇研究明清時期北京街壤氣味的論文中,援引了豐富的史料,指出當時外地人到北京的印象就是漫天風塵,直叫他們難以忍受,只好拿起筆來用詩文來抒發心情,而這些抱怨的文字,便成為歷史學者觀察古代環境的重要紀錄。

當時的人稱京師為長安、燕京,弘治十八年(1505)剛考上進士的浙江人倪宗正在一首詩中道:「長安路,長安路,塵埃十丈如煙霧。」萬曆二十九年(1601)考上進士在京當官的太倉人(現在的江蘇省內)俞彥寫了十首回憶北京的詩,其一詠道:「長安憶,最憶是灰塵。」來自福建的謝肇淛(1567-1624)也說:「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為苦。」可見當時的外地人對北京的空氣非常不適應。

北京鋪設磚石的街道不多,沒有風的時候,往來的人馬揚起地上的風沙也是一大問題。為了阻隔風塵,居民多半不開門,且用紙糊窗,但造成室內空氣對流不順暢,則又成為另一個問題。南方人到北京,沒有外出嬉遊的家眷蟄居家中,容易悶出病來。至於外出的人,總要戴上面紗,或是用手巾摀住口鼻以阻絕風沙,街上也有商人專門販賣這類的用品。明代晚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特別留意到北京人戴面紗的習慣,他發現面紗的材質精細,可以隔絕灰塵,且戴上之後又可以隱蔽身分,對外國人而言,是一個可以掩護活動的利器。可是面紗是從帽沿垂下,並不是密封式的,儘管保護了眼睛,鼻子就沒辦法了,戲劇家屠隆(1542 – 1605)說就算有了面紗,從馬背上下來,鼻孔裡還是黑黑的像煙囪。

        為了減少街道的灰塵量,明清時期官方設有「潑水卒」,在街道灑水與掃地,但是水費昂貴,於是使用居民瓶瓶罐罐中剩下的水,以及城裡溝渠水。潑街當然最注重的自然是供官員、皇帝行走的官道、御道,其他地方就沒有這麼講究,清代晚期一位在北京的英國人諾曼(Henry Norman)就說每天傍晚有人用溝水來灑街,可是溝水中有泥巴,等泥巴乾了,又變成灰塵了。

在《明史》的志中有一項專門紀載國內各地風霾,至於在紀錄皇帝事蹟的《實錄》中,則有更多北京霾害的記載。景泰七年(1456)陰霾連日不散,明代宗覺得是「此殆囹圄冤滯未雪之所致也。」於是要求趕快處理未完的司法案件。成化四年(1468)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明憲宗決定「致齋三日以答天譴,仍禁屠宰三日。」這樣的記錄在明代中期以後愈來愈多,一直持續到清代。總之,遇到嚴重風霾,禮部會上疏請皇帝修身反省,皇帝則會請大臣直言,停止興造不急的工程,派遣官員祭告天地。

 

徵引書目

  1. 1.邱仲麟,〈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清華學報》,341(新竹,2004),頁181-225
  2. 2.歐陽哲生,〈十七世紀西方耶穌會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瑪竇、安文思、李明為中心的討論〉,《歷史研究》,20113(北京,2011),頁26-47

 

後記:受邀在「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開了專欄,我也覺得莫名其妙。以後每個星期都會發一篇,還不確定要寫多少個字比較適合,擔心太寫太多沒人看,所以匆匆結尾。我想寫一本書叫作《在明代發現歷史》,是關於明代各式各樣有趣的事情,已經寫了二萬多字,碩論都還沒寫那麼多字,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總之,這篇的完整版應該也會寫在書裡面吧!下個星期專欄是掃墓專題,之前在「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刊了一篇,希望還能繼續在那邊發文,只是上個月投了一篇文,不知道為什麼暫時沒有回應。往後比較書摘型的放在「 關鍵評論網」,原創性較高的發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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