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作者吳乃德時而在文中諷刺國民黨的獨裁手段，偶爾也採用地一人稱的方式分享自身經歷，如其與夏道平短暫的交往（31頁）、目睹國民黨選舉作票的過程（134頁）等，讀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字間流露的情感，以及其對臺灣民主的關懷。且透過精選的《自由中國》社論引文，讀者更可深入地從殷海光、雷震的文章中看到他們對自由的追求。也因如此，本卷帶有較重的理論，讀起來難免覺得沉重。
誠如在〈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所一再批判的，本卷有意打破社會上普遍認為蔣經國是民主推手的溢美看法，作者屢次提醒讀者特務出身的將經國在排除異己所使用的殘酷手段，如以匪諜罪名處理情敵任顯群（160頁），又如雷震案時，曾到警備總部指導黃杰辦案（177頁）。此外，接班在即，蔣經國為營造塑造開明形象，鼓勵年輕人說話，作者則援引陳鼓應等人給蔣經國的信，指出青年不是不說話，而是震懾於情治單位而不敢說話，戳破了蔣經國的虛情假意。
作者強調先賢追求臺灣民主中的意志表現，其評價雷震組黨失敗的一大原因，是整體來說缺乏長遠的謀劃，在雷震被捕後，組黨運動就不了了之，沒有像第三波民主運動般不斷地挑戰當局。這樣的看法難免太過粗略，故在〈故事的結尾：人的意志、人的價值〉中又補充說明，第二次民主運動與第三次民主運動面對的國民黨是不同的，前者是鞏固黨國威權體制的國民黨，而後者的國民黨已是被聯合國驅逐，缺乏統治正當性的國民黨。誠如其言，環境因素也是相當重要的，除了國際情勢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人民參與民主運動的誘因，且沒有《文星》雜誌鬆動思想秩序，以臺大師生為主的《大學新聞》、《大學雜誌》滋養，又如何能夠化作第三波民主運動的助力呢？因此，除了做為內在理路的「人的意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應該在本文中一併介紹才是。
同樣的，文中有些事件也應該要更細緻的描寫，最大的缺漏是對於「四六事件」的書寫，本卷17頁以五行的篇幅談及此事，文中寫道：
在傅斯年家裡聚會的十天之後，剛從南京回來的省主席陳誠將軍對傅斯年說，「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傅斯年回答說：「先求安定。」「要求安定，需先肅清共諜。」陳誠說，「共諜的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大學，是不是先從這兩個地方清除？」傅斯年立即答應，不過提出三個原則：要快、要徹底、不能流血。第二天，傅斯年、陳誠、彭孟緝三人在主席辦公室指揮、守候，這天共逮捕學生五百多人，其中三十多人移送軍法審判。這就是著名的「四六事件」。
以上是本卷「四六事件」的全部描寫，文中卻沒有提到「四六事件」的起因是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為訴求，企圖串連全臺學生的學生運動。傅斯年對學生的寬容可見於其在戰後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當時他堅持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對於學生則有若干補救接受措施。至於「四六事件」時，傅斯年的態度雖然妥協，卻也曾對彭孟緝說：「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並要求釋放名單外的學生，使在臺大在此事件中衝擊較小。
另一個書寫較為簡略的是胡適對組黨的態度，在127頁中提到「胡適雖然沒有領導反對黨的意願，對雷震的組黨行動卻一直是百般鼓勵。」195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還告訴雷震，屆時召開成立大會時，必會出席捧場。153頁卻提到1960年當黨名和成立大會大概日期已底定時，雷震前往拜會胡適，胡適卻勸他們不要組反對黨，赴美後接到雷震詢問何時回國的信，甚至回信道：「你們反對黨什麼時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國日期與你們何干？根本不應該問我的行期。」（158頁）胡適態度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作者僅在193頁提到一點線索，雷震被捕後，當年年底胡適見蔣中正曾表示數週前和新黨運動的領導人聚餐，曾說要暫緩成立新黨。至於此是否為胡適立場轉變之因，抑或是求情之詞呢？本卷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給讀者判斷。
文中有些人物或群體，作者刻意點到為止，如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對於蔣中正評價過高，而對《自由中國》編纂者的評價過低，寫道：「臺灣歷史學者的平衡感，令人驚嘆。」（106頁），又如作者評價《自由中國》時援引一位「臺灣最知名的政論家」（204頁），卻未透露姓名。又提到一位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社會學家提出異常新鮮的看法，認為「民主政治不一定要有反對黨」（112頁），以及一位中央研究院士提出「中國式的民主」（223頁），不知兩位未列名的院士是否為同一人。如此意有所指，卻又不指名道姓，留下想像的寫作方式，顯得有些突兀，甚至不太適當。
在體例方面，做為一部套書，即使作者不同，在體例上應該力求一致。而本卷與其他兩卷不同，沒有段落標題，讀者比較難去把握每一章的重點。且在參考資料的部分，本卷採取敘述的方式介紹重要的史料，二手研究則略而未提，讀者無法精確的掌握其資料出處，是一大缺失。至於缺乏人物生卒年、索引等細節，我在第一卷的評論中已提及，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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