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自西漢以後就被做為政治上統攝的工具，而對於孝行的旌表，其本源來自《偽尚書‧畢命篇》中：「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即表揚有孝行的人，做為一般人的楷模，此也成為國家政令的一個環節。
然而對於強調「敬身」儒家孝道倫理來說，割股療親算不算孝行，該不該旌表呢？歷代各有不同的對應方式。隋唐時，皇帝也讚許此事，多給予旌表，還免除本家賦役，但也有為躲避賦役而偽孝的疑慮，韓愈就曾質疑割股療親的行為。五代始，或因躲避徭役的情況更多，官方也不鼓勵，遂有禁止的政策，要求地方郡縣不奏，亦有大臣上疏援引《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請禁旌表。
到了宋代，北宋時期對於割股的孝行又回歸肯定，《宋史》、《宋會要輯稿》、各地地方志中常見此類的事情，可是兼有禁止的討論，且徽宗也曾對傷殘肢體的行為屢下敕令禁止。整體而言，朝廷所要禁止的是躲避徭役的投機行為，以及煉臂、斷指等迷信的宗教行為。至於割肝療親的狀況，經查發現多為不實，因此也被排除在旌表之外。可是南宋時期，可能與孝宗皇帝持肯定態度有關，割肝、割股又被褒揚而成為常例。
元初對於割股療親，有明文規定獎勵為絹五疋、羊兩頭、田一頃，延續宋代的立場。後來受到理學家許衡的影響，元世祖先禁止激烈的割肝行為，後來連割股也不予旌表，朝廷的立場是孝行要符合聖人訓誡，行孝要符合正常方式，不應過度。
明代對於旌表孝行相當積極，明太祖曾多次要求地方有司、里老向上申報鄉里孝行，並確立提報與覆勘制度。原本旌表也包括割股療親的行為，但洪武二十四年山東發生割股救母無效，後又殺幼子以祭神的事情，朱元璋非常憤怒，認為父子天倫至重，命禮部重議旌表辦法，禮部尚書任亨泰上奏將割股、臥冰列為不當不孝的行為，不列於旌表制度內。惟明成祖奪取政權後，又以孝治為由，對割股、割肝予以旌表，甚給予錢物、官職等獎勵。明代真正落實割股禁令應在宣宗後，宣宗重申太祖的禁令，可是受於社會要求旌表毀身行孝的壓力，憲宗年間稍有軟化，仍禁止宗室割股，對於百姓則較為寬鬆地給予旌表，由於又趨浮濫，武宗又禁尋常、妄誕的行孝行為。另一方面，明中葉後流俗好名，宗室也樂於建坊榮身。禁止於否取決於皇帝的心態，雖偶有個別特恩的事例，但普遍還是不旌表割股療親。有時則是中央不旌表，卻不禁止地方官給予鼓勵，從資料上來看，同情割股行孝的多為身在第一線的基層地方官，至明後期才稍漸鬆弛，出現一些中央旌表，予以建坊的例子，但比起清朝而言，數量仍不多。明中後期中央的政策是以旌賞代替旌表，具體措施包括入祀忠孝祠、賜給冠帶、米穀布帛等物、優免徭役、給予生員身分等，中央官雖受限不旌的規定，私底下也多有讚美之詞。
清代繼承明代制度，且對於漢人的覆核較嚴格，順治九年以前不禁割股行為，至順治九年後，禮部題准臥冰、割股不旌表的規定，事實上此是完全襲自《大明會典》前述洪武二十七年之條文。不過從官書、地方志來看，中央旌表的實例比明代多很多，不乏有特恩割股者，其理由無非是極為感人，值得憐憫，故格外開恩，且兼有宣導之意，訓誡百姓知其事而不要效法。清代割股、割肝受到中央旌表者，以道光以後為最多，名義上都是特恩，清代地方官對於無法旌表的行孝者，其態度與明代相同，多為憫而獎之，包括立祠祭祀、入祀忠孝祠、給予項帶、免徭役、給予秀才身分、錢米獎勵、撰文書傳、贈送田產等。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廣州政府，亦依舊給予表彰，且不禁割股。
割股療親的孝行歷代各有不同的反應，從隋唐的正面，至元明的反面，再至清代的明禁實褒，歷經了正、反、合的過程。割股療親與國家政策存在著幾個衝突，一方面身體傷殘，影響國家賦役來源，且偽孝以詐賞，以偏離褒揚的初衷。另一方面，毀傷身體違反儒家敬身之教，亦觸犯到國家對百姓身體權的掌握。雖然如此，但皇帝的態度仍是重要的因素，在割股風氣不盛時，旌表的衝擊不大，可是孝行極端激烈化時，官方畏其形成風潮時，予以禁止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國家的政策不予旌表，地方官仍多有褒揚，對國家而言，在不影響國家利益與地獄控制的前提下，地方官的表彰是可以被容許的，中央與地方的執行落差，也看到
制度之外，人治的彈性。
摘自：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頁11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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