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先以《儒林外史》中的匡秀才與景蘭江對話為例,說明除了科舉之外,另有一種以寫作詩文文明的社會成就,因為具有社會價值,受到社會認可,所以文人成為另一種人生追求。而文人與舉子不同的是,他們閱讀廣博,不以四書五經為中心,視野較為開闊,甚至也被舉子視為異類,形成兩種分庭抗禮的士人群體。

接著作者從「生命史」的角度出發,探討士人在科舉體制下如何習詩,以及走上文人之路。七歲前後《千家詩》、《神童詩》等幼學教材,使學童熟習對仗與聲韻。但明清的科舉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加考「試帖詩」以前都與詩無關,使士人有頌詩經驗,又不敢沉溺其中,如馮班(1602-1671)在《鈍吟雜錄》提到家長刻意禁止學子讀詩書,認為會妨害舉業,使對愛好詩歌的士人陷入為難的人生處境,彭孫貽描述(1615-1673)自己的習詩經驗,只能偷偷從事,一旦被發現就會被訓斥一番。《姑蘇志》中記載一個名叫奚昌的詩人,因為五十歲才中甲科,被妻子認為因詩誤舉,在奚昌過世後燒掉其所有的作品。王世貞〈陸秀才傳〉的主角也是少年時重詩輕舉,導致舉業失利,後來迫於現實壓力,改弦易張,卻因科考壓力過大而勞悴病卒,文藝與舉業的兩難狀況可說是明代科考文化下普遍的現象。

另有一種舉業無成後,寄託於詩藝,此也成為士人的另一個人生出口。包節所撰的〈馬見田紀行稿序〉中,馬見田本來不屑詩藝,但在科舉失利後,萌發詩情,宣洩不得志的抑鬱心情。

作者繼而探討詩詞對於士人的吸引力,指出詩藝是性情與知識的表現,一方面創作詩詞須要考究、雕磨,是向文字技藝的挑戰。另一方面,也可抒發情感,將心中不平之情寄託於詩詞中。

此外,詩具有社交性,容易引發共鳴,詩的寫作、互相投贈交流等相關活動可開發出複雜的社交活動,建構出一個獨特的文藝社會,投入其中的文人便可重新尋得個人的社會定位。而詩的吟唱語朗誦,也是集會酒宴中不可缺的節目,詩歌酬答與競賽是明代盛行的活動,可向眾人展示自身的文藝才華,因此詩歌也帶有一種娛樂性。但這樣的聚會也流於浮華,成為營造個人名聲的場域。藉詩交遊的風尚,明中期以來已有嚴正之士對此提出批判,清朝政府亦曾進行整飭。

摘自: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臺北,2005),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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