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研究明清社會經濟性質，江南市鎮的分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是一個需要注意的課題。接著指出江南市鎮的發展在宋元時期就已出現，當時稱為村市、草市、墟等，屬於小範圍市產，商品多為農品、農業副產品，且帶有族權、神權色彩。到了明代宣德、正統時期，全國市鎮普遍興起，性質也從臨時轉為定期，甚至大規模工商市鎮，地方志都有記錄市鎮人口大量增加的情況，這些市鎮擺脫神權、族權的羈絆，完全是以商業、手工業、商品生產、貨幣流通為導向，形成全國內性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市鎮依據當地的專業，包括紡織業、棉布業、榨油業等等。作者以盛澤、黃溪為例，兩地的紡織業已逐漸從農業副業生產中獨立出來，出現了雇工經營，其他諸如榨油業、棉布業亦同。市鎮中有一群脫離農業生產的工商業人口，以領取貨幣工資餬口。
最後作者分析江南的市鎮何以沒有像歐洲封建時期獲得城市自治、確立商人法、市民免稅等特權，而停留在地主經濟的附庸，原因如下：
第一、明清江南的市鎮和當時的生產發展分不開，中國的傳統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為大宗，所以市鎮既有工商業性質，又有農業性質。這樣的歷史條件限制下，江南市鎮的手工業生產仍有許多屬於農家副業，包括養蠶織絲、織布，農民為了繳納高額的佃租與賦役，不得不從事小規模副業活動，所以難以擴大規模，貿易利潤集中在牙行、布號，縱使有一些真正的手工工場，也只是紡織品加工的染坊、踹坊而已，像盛澤有雇工紡織的情況都是極少數。
第二、分析江南市鎮的工商業人口，許多都是鄉居的經營地主，地主兼營商業，或從事手工生產，促進了村落中僱傭勞動者的成長，但是地主經營的仍奠基於租佃關係上，市鎮因此不可能獨自發展。
第三、江南市鎮有許多出於地方巨姓大族，作者以康熙《常熟縣志》為例，有楊尖市、李市、徐家市、何家市、張家市等鎮名，可見市鎮發展的原形有官僚、地主、宗法的色彩，所以市鎮的支配權不屬於工商業者，而是地主階級，市鎮也就不可能為新秩序的建立者。
摘自：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5，頁9-13。
後記：我印象中王家範在〈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一文，認為城市是統治者由上而下建立，而市鎮正好相反，是由下而上興起的，與傅衣凌的看法迥異，手邊沒有這篇論文，改天有空再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討論到江南宗法支配。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