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麗月的〈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一文[1]，首先簡述歷代科舉的區域配額制，指出宋代的「解額」制度只限於州縣考試（解試），京師舉行的考試（省試）並未實施。而元代的進士錄取配額是依四個階級分配，南人階級大約在福建、江浙、江西、湖廣、河南一帶。明初，學校、薦舉、科舉三途並用，洪武至永樂年間的鄉試、會試都不拘額數，宣德初年的會試才實施「南北卷」制度，鄉試亦恢復解額辦法，各省鄉舉各有定額。與前朝不同的是，明朝通過鄉試的舉人，會試下第不必重解，仍可以謁選授職。
南北卷與會試區域額制
「南北卷」是洪熙元年（1425）由大學士楊士奇倡議，南取六；北取四，目的在均衡南北士。南北卷於宣德二年（1427）年實施，是年把一些不易認定為南北區域的地區劃為「中卷」，南、北兩卷各撥五名給中卷，故南北中的比例分別為五十五、三十五、十，大致與區域的人口比例相當。南卷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以及南直隸的應天府、松江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淮安府、揚州府和廣德州。北卷包括山東、山西、河南和陝西四省，北直隸的順天府、保定府、真定府、河間府、順德府、大名府、永平府、廣平府和延慶州、保安州，以及遼東、大寧、萬全三個都司。中卷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以及南直隸的廬州府、鳳陽府、安慶府和徐州、滁州、和州。
檀上寬認為南北卷制度的成立，是針對南北經濟文化發展差異所做的調整，目的在從人才登進制度上使明朝從「南人政權」轉變為「統一政權」。但作者認為南北卷的區域配辦法是延續前朝既有的基礎，與其過分強調此制度是統合南北差異，不如說是維持全國進士名額的地域均衡，尤其清朝繼承了此制，且愈分愈詳細，又分左右卷，無非都是要顧及邊遠省分。
中卷的額數曾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調整為十四名，但在弘治二年（1489）年又恢復為十名。另一次改變是正德三年（1508）給事中趙鐸為迎合劉瑾（陝西人）、焦芳（河南人），奏請將中卷的四川併入南卷，其餘併入北卷，至嘉靖三年（1524）才恢復舊制。另外，正統二年（1437）鄉試一度改為不限額數，至正統五年（1440）恢復定額，而景泰元年（1450）亦曾詔不拘額數，時戶科給事中李侃、刑部侍郎羅綺皆上疏反對，不過未被朝廷接受，至景泰五年（1454）又恢復南北中卷。經過幾次演變，仍回復舊制，說明這樣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士大夫也認為分卷有其必要。檀上寬則認為中卷是南北卷中因運需求而衍生出的，但作者認為南北中卷比例的變動影響各區進士人數，也使得明中葉以後「南北之分」轉為範圍較小的「區域之分」。
鄉試解額的變動與區域的競爭度差異
明代鄉試的配額制，使始洪武三年（1370），是年各省鄉試解額：直隸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名，廣西、廣東各二十五名。洪武六年停罷科舉，洪武十七年恢復後，鄉試舉人不拘額數。至洪熙元年議定南北卷取士，始復定解額，額數為：南京國子監與南直隸共八十名、北京國子監與北直隸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山西、山東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交趾各十名。其中南北兩京國子監不受籍貫限制，可就近參加兩京鄉試。配額制除正統二年、景泰元年兩度短暫的不拘額數外，皆持續配額制度，各地對配額制的爭論多在額數，而非存廢。
洪熙以後，鄉試解額的整體而言有增加趨勢，多為局部增加某省額數，惟正統五年與景泰七年兩次是全面重新解額（明代鄉試取士額變動表，頁51）。鄉試取士額數變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順天府與雲貴（嘉靖十四年後雲、貴分開設科）， 順天鄉試在洪武三年僅四十名，遷都後並未立刻增額，而是至宣德七年後才增為八十名，與應天鄉試相等。正統五年（1440）應天府再增加二十名，翌年順天府也增加二十名，同為一百名。景泰四年兩地同步各增三十五名，其中三十名保留給「皿」字號國子監生，餘五名為「雜行」，專給儒士、衙門書算等流。順天增額至與應天同額，對於北方士子有利，故時有南士冒北籍，未見北士冒南籍者。
至於雲南、貴州的解額變化，洪熙、宣德初都是十名，宣德四年後，貴州鄉試附於雲南，增為十五名，至嘉靖十四年（1535）貴州才獨立設科。景泰以後，各省解額大致不變，雲、貴兩區卻不斷增加，又以貴州增幅最大（明代貴州鄉試取士額變動表，頁54），反應明代雲貴地區文教日益發展，而明廷也對落後地區採取較寬鬆的加額，試圖均衡地方勢力。
鄉試額度增加並不意味著考中舉人的機會增加，和田正廣發現明清時期，年代愈後，競爭度（應試人數相比除以錄取人數）愈高，十五世紀初競爭率只有十，十五世紀末為二十，十六世紀的浙江達到六十三，湖廣地區也有三十，至清代竟高達一百，可見考中舉人有愈來愈困難的趨勢。
若按鄉試解額多寡，將考區分為四級比較競爭率，第一級為一百三十五名的應天、順天；第二級為八十至九十五名的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河南；第三級為六十五名至七十五名的廣東、四川、山東、陝西、山西；第四級為五十名以下的廣西、雲南、貴州。明中期以前，第一級的順天較應天有利，萬曆末期後順天鄉試的應舉人數激增，北方優勢可能不再，惟資料有限，無法確認（明代兩京鄉試競爭度略表，頁56）。第二級也限於資料，只能確認江西在第二區的難度是較高的（明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鄉試競爭度表，頁57）。第三級在嘉靖時期，山東、山西、四川略高於第二級（明代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廣東鄉試競爭度表，頁58）。至於第四考區，雖然入取率與第三級差不多，但競爭度卻與同時期第三級的山東、四川差不多（明代廣西、雲南、貴州鄉試競爭度表，頁59），可見偏遠地區的並沒有特別高的中試機率。
府州縣學生要取得鄉試資格，需要通過各省提學官的科考。正統元年（1436）起各省設提學官，三年一任，任內舉行歲考、科考，成績分六等，科考一、二等者稱「科舉生員」，可取得「鄉試」的資格。理論上府州縣的生員數量應受政府控制，實際上卻沒有有效地控制，使人口稠密的南直隸、浙江、江西等地區競爭較為激烈。因此萬曆三年（1575）朝廷敕諭以解額比例送應試生儒，具體辦法是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試圖控制各省鄉試的競爭度，使其不要大於三十，可是這項規定沒有被確實執行。
配額的問題爭議
明代的配額制是沿襲前朝而增補，所以明代官員或士人對此的議論不太多。少數的議論可分為兩類：一是會試南北分取是否合理，即針對南北的比例，南北所涵蓋的區域展開討論；二是鄉試解額制度是否公正，包括各省分配、「皿」字號卷存廢、冒籍鄉試諸問題。作者在文前已探討第一類的問題，故以下分析第二類的問題。
鄉試解額在景泰後，除雲貴時有增額，湖廣一度特加五名，其餘地區幾乎沒有什麼變動。景泰解額的辦法，禮部尚書胡濙擬訂以正統額數為準，量增入之，最多不超過二十名。禮科給事中張寧對此作出批評，認為各地都可增加二十名，就違背了解額以人口多寡而定的原則，所以除雲貴增額二十名，各省應以正統增額為基礎，等比例增加。最後，除了雲南增額減為十名，其餘額數與張寧的建議增額數相同，這樣的額數也成為定制。
「皿」字號卷的產生是因為南北國子監生案例須在監讀書，不便回本籍考試，所以在應天、順天應鄉試。但就配額精神而言，相對剝奪了本籍人士中試機會，所以兩京鄉試中特編「皿」字號卷，最多錄取不超過三十五名。從中試舉人的監生人數來看，大多是江蘇、浙江、江西等地區的人（名帶兩京鄉試中試舉人「皿」字號比例與籍貫分佈表，頁63），誠如給予該地區的試子額外的中舉機會，所以引發了存廢的討論，嘉靖四十四年（1565）提學御史耿定奏請取消，曾引起國子監生鼓譟反對，使得隆慶元年（1567）年一度取消後，在隆慶四年（1570）就重新恢復。萬曆末年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另外提出將「皿」字號卷再仿南北卷，分配三十五個名額，使其不致偏取南士，不過禮部尚書沈鯉建議維持舊制，理由是會試已分，鄉試再分，顯得太過繁瑣，且北方較多例監，按比例未必較公平。
冒籍應試分為兩類，通常是避難就易，另外有一種是因故被黜為民，不許入試的生儒到別省冒軍籍或民籍。景泰四年（1543）發生順天鄉試冒籍事件，冒籍者十餘人原本下錦衣衛問罪，但翌年禮科給事中張軾上疏表達不同意見，認為冒籍除了僥倖者外，也有因旅途遙遠而無法回鄉應試者，如果終生不錄用，顯得太過嚴苛，建議發回原籍，准許在本籍重考。張軾的建議被朝廷所接納，此外沈德符也為此冒籍案抱不平，主張應該放北畿鄉試給各省試子應試。
補記：原文45頁北榜的北直隸「遼」東都司誤作「廣」東都司。原文50頁提到正統二年不限額數，事實上並未實施，仍有限額數。原文51頁的解額變動表，洪武三年山西40名漏填、正統五年廣東應為50名，誤計為55名。原文60頁提到提學官任內舉行「三」次考試，按《明史‧選舉志》：「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 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繼取一 二等為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原文64頁，禮科給事中「苗」朝陽，誤作「曲」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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