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內官機構有兩次重大調整，一為洪武十七年，在典禮祀察司的基礎上設置了司禮監，掌宮廷禮儀與糾舉內官，但內官差遣屬內官監。二為洪武二十八年，各監的首官品秩原為七品（內使監六品）調整為一律正四品，內官監的地位降為與各監相同，其職責也改為成造婚禮、粧奩等事，司禮監則保留宮廷禮儀的職掌。
作者指出，一般記載多將宦官涉政歸於永樂朝，其實早在洪武都已有之，如洪武朝已有五次重大的內官出史，鄭曉的文集中即記載奉使宦官「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在明初統一戰爭中，太祖也曾派宦官到軍前傳達重要命令。洪武十五年設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等事，可見宦官也從事偵查活動，《太祖實錄》甚載遣中官、國子監、刑部委官前往全國徵商稅。可見在洪武時期，太祖已派遣宦官廣泛地參與政治活動，可將此行為放在廢中書省、「胡藍之獄」的歷史脈絡中看待，理解太祖運用宦官鞏固以其集權統治。
司禮監成為宦官機構的第一署，經過數個階段的演變，先是洪武十七年，增設司禮監，其職掌與典禮紀察司一脈相承。至洪武二十八年，司禮監除掌管宮廷禮儀，糾察內官外，還增加了掌管御前勘合、內使人等出門馬牌、賞賜筆墨書畫、催督光祿司供應筵宴等事。洪武朝的司禮監權力雖大，仍屬一般衙門，至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奪位，為鎮壓建文舊臣，任用了一批起兵有功的泰建擔任要職，讓宦官權力大為增長，永樂、洪熙間，宦官掌東廠，監京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成為定制，且仁宗、宣宗即位皆有心腹宦官參與活動，可見宦官在皇位交替時已處於重要的地位，不過這些太監也多不是司禮監太監。司禮監太監地位的提升應在宣德年間，宣德元年正式設立內書堂，對小宦官進行培養與訓練，形成一套經內書堂、侍東宮、入司禮監的制度。宦官和皇儲長期相處，關係日漸密切，且宣德以後，多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為批紅，遂使司禮監宦官有擅寵專權的資本。
正統以後，司禮監陸續擴大的權力，體現在以下數方面：一、皇位交替時，司禮監太監與閣臣同受顧命；二、出鎮內臣的派遣和調動權歸於司禮監；三、會同三法司審錄獄囚；四、提督京營，在成化以後成為定制；五、提督東廠，嘉靖前司禮監太監原不兼掌廠印，嘉靖後破例成定制。由於司禮監宦官權重，《明史‧職官制》說內閣之票擬，決於內監之批紅，相權轉歸寺人。
明朝換官權力雖大，也出現幾次專權亂政之事，但沒有重蹈東漢、唐末的覆轍，作者認為此可從兩個方面討論：一、中央集權制度的成功，地方三司制與分到監察制，阻止地方割據勢力的抬頭，有效的壓制出使的宦官；二、明朝統制者運用彼此頡頑，分而治之的策略，司禮監官員除掌印外，還有秉筆、隨堂太監數員，原規定掌印太監不能掌東廠的規定，都是運用分權的原則。
摘自：方志遠，〈明代的司禮監〉，收入《明清中央集權與地域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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