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在宋代以來就有著重要地位,但略遜於福建,至萬曆以後,江南出版印刷業才獨占鰲頭,其中蘇、杭、寧三大城市,以及湖州、無錫、常州、松江等城市。謝肇淛曾形容天下刻書最精緻的地方在湖州、南京、徽州,胡應麟亦曾表示天下十分之七的書都來自江南。以下介紹明清時期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出現四種大變化:

一、官營與私營出版業的消長。明代以官營為主,其書稱為「官刻本」,印刷目的不在營利,而在傳遞政治訊息以及教化百姓,尤其明初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故有大量此類的印刷品刊出,至永樂北遷後,仍保持一定的規模,印刷最多的是南京國子監,不但接收元代集慶路儒學的舊藏,亦收購地方上的書版,還有監生親自寫字、校對、刻字,《南雍志》、《古今書刻》兩書中記載南京所印的書籍大概有兩至三百種之多。明代中期以後,私營印刷業開始蓬勃發展,「南都繁繪圖」中可看到南京店家有「刻字」、「镌碑」的招牌,據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的統計,蘇州無縣與長洲縣就有37家書坊。到了清代,官營出版業更衰弱,刻書以私營為主,且康熙十年,印刷業還成立了同業公會。私營刻印刷業的書稱為「坊刻本」,江南集中全國主要的私家藏書,是私營出版業的有利條件之一,著名藏書家毛晉,也在家中設立「印書作」,刻印他的「汲古閣」藏書。

二、印刷術的進步。最主要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以及彩色印刷的出現。活字版始於宋代畢昇,明代將臘泥改為木版,價格低廉,效率高。此外,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皆見於常州,銅活字最著名的使用者是無錫的出版家華燧、安國。另外,明代江南書坊出現少數的彩色套印技術,如兩色的《蘇長公密語》,以及安徽刻書家胡正言以五色套印的《箋譜》、《十竹齋畫譜》。

三、大眾讀物出版印刷的發展。明初印刷品具有宣傳教化功能,明代中葉以後,人民生活水準、識字率提高,銷路廣大的通俗藝文作品、通俗實用讀物、童蒙課本、時文選本等成為主流。通俗藝文作品主要是戲曲、世情小說,為迎合小市民階層的讀者,內容大多低俗,貼近下層社會生活,且會加上圖畫,清朝曾多次頒布嚴查禁令,惟效果不彰。通俗實用讀物主要是旅行指南、醫書、農書、小型百科全書,尤其商人特別需要這類的商業書,而江南又是商業最發達的地區。童蒙教材是大眾教育普及的產物,據熊秉真在《童年憶往》的研究,明代以後的童蒙教材有百餘種。其形式多模仿《三字經》、《百家姓》、《千字言》的作品,採用大量故事、口訣、圖本,也有少數介紹天文、醫學的專業啟蒙教材。時文選本則是為科舉八股取士的制度所作,書商雇人收集中試者的應試文字,作為範本給士子閱讀,由於江南是當時教育中心,故有大量的需求。而有些士人為了自身名利,也會自費印刷文稿,希望在文界中傳播。此外,宗教書籍、日曆、迷信用品等書籍的印刷量也相當可觀。

四、出本印刷業的「外向化」。「外向化」是指原料向外地進口,製作成品後也須倚賴外地市場,李伯重原將此詞彙應用在江南農業,出版印刷也亦有此情況。紙張原料來自皖南、浙東、江西、福建。三藩之亂時,福建受到影響,還導致江南紙價驟漲,江南出版商為了保證紙張供應無缺,會到原料區專門訂購紙張,如「汲古閣」所用之紙是江西特造,而清初蘇州的紙幫也成立汀洲紙商會館。製作成商品後,不但暢銷本地,也大量運售至外地,甚至販運倒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鄰國,主要是通俗、時文作品。

明清江南出版業的特色就是商業化,因為以牟利為目的,往往急於求成,而刻工不精。為了能夠暢銷,故生產效率極高,如明末京師之變未及兩個月,就有剿闖小說問世流通。甚至還有書商雇用落魄文人,撰寫偽託名士之作品,或是乾脆翻刻盜版其他暢銷書。

摘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3(北京,2011),頁94-10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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