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現代化的深度是思想，廣度則涵蓋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層面，而作者在文中論述的現代化，則以經濟、社會、思想為主。接著作者分析西歐現代化的觀念可追溯至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市場與商業的發展，以及通過政治和制度的變革，導致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然而現代化不只是工業化，過去美國學者以「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其假說建立在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前提下，現今已被擯棄。早期參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學者，多認為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但作者主張現代化即市場經濟，不一定要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十六世紀出現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就可以視為現代化的徵兆。以下作者就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社會、思想變遷討論中國的近代化。
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變遷，可作為現代化因素者，大約有六端：一、大商人資本的興起。眾多商幫的出現並非偶然，許多從原本的開中納糧轉變為長途販運；二、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包括江南的絲織業、廣東佛山的冶鐵業、江西鉛山的造紙業、浙江崇德的榨油業等，已形成十人以上的工場手工業，雖然發展不快，但對於經濟發展有重要貢獻，如棉紡織業終在明代成為重要的產業；三、財政的貨幣化。政府原本以徵收實物為主，正統前後改為納金花银，萬曆以後推行的一條鞭法，讓田賦、徭役基本納銀化，確立貴金屬本位；四、租佃制的轉變。地租由分成制改成定額制，有利佃農的生產。而承租方式也出現了押租制與永佃制，押佃制是以佃權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為前提，反應佃農以貨幣權力獲得更多自由，永佃制讓經營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佃農有經營自由，並可出賣田面，提高經營者的效率；五、雇工制的演變。1588年的條例將短工視為凡人，1788年又解放長工，雖然規定未確實實踐，但法律已承認雇工的人身自由；六、白銀內流。隆慶時期解除海禁後，中國對南洋、日本、英荷諸國的貿易順差，使大量白銀內流，有利國內的貨幣流通。以上諸點雖涉及制度上的變遷，可惜未能引起體制的瓦解，中國最終仍未能出現保障產權和戰權的商法，導致現代化出現了困難。
十六、十七世紀的社會變遷在江南最早，珠江三角洲次之，內地的變化較少，其變化均有地域侷限性，表現在四點：一、就業結構變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文獻中常出現棄儒從商或棄農就商者，陝商、晉商故鄉文獻有「商賈十之九」的誇張說法，且商人地位提高，士大夫亦喜結交富賈，朱國楨、龐尚鵬均有農商平等之說；二、宗法制度復興。明中葉大禮議事件後，富家興起建祠堂、修族譜、置族田之風。復興宗法制度與商貿繁榮互為因果，只要條件允許便會有復興運動，復興也有助於貿易經營；三、鄉紳權力的膨脹。晚明大量無緣入仕的舉人、監生、貢生形成龐大的紳衿階級，且土地買賣活動活躍，大量土地集中在鄉紳手上，由於經濟實力驟增，鄉紳不但有優免、贖刑等特權，甚可干預地方事務，或是協助調解糾紛，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參與水利等公共事業。另一方面，晚明思想解放，鄉紳不以仕途為唯一目標，亦是邁向啟蒙與現代化因素；四、奢侈的風氣。晚明時期收入普遍提高，消費又帶動生產，故社會風氣奢靡。有識之士雖注意到規範社會等級的禮制被破壞，卻有另一派的士人主張崇奢，崇奢論涉及國民收入與消費理論，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思想。
十六、十七世紀的思想變遷極大，作者認為能引起社會變遷的思想才是驅動現代化的因素，相較於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國則是儒學，王陽明的心學繼承陸九淵的「心即理」，重視個人價值，突破儒家教條化之桎梏。此外，泰州學派的王艮、何心隱，以及李贄等人都在王陽明理學的體系下有所闡發，自成一家，形成一股反傳統思潮。至十七世紀，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強調經世致用，重視實學的思想體系，可說是理學由虛返實的表徵，直到清朝主政，啟蒙思潮才被重視考據的乾嘉經學取代。
摘自：吳承明，〈現代化與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4 （北京，1998），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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