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鴉片戰爭前，是中外貿易最重要的口岸，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後，廣州更成為唯一對外的貿易口岸。然而清朝海關的通商制度與管理精神與明朝一致，故要考察通商制度，不能不從明代追溯。
明代廣州的中外貿易可分為兩階段，一為明初到嘉靖年間，採取貢舶貿易，以朝貢之名義進行貿易之實；二為嘉靖以後至明末，商舶取代了貢舶。但無論是哪個時期，商人到海外經商都是被禁止的，將受到嚴厲的處分。
貢舶貿易是建立在藩屬國向中國進貢的基礎上，故雙方地位不平等，中國對貿易是以施惠的態度看待，其財政並沒有從中得到收穫，受益者為藩屬國。但廣州地方官卻受惠於市舶貿易，既可向番舶抽分，還可以營私，故嘉靖初廣州市舶停市時，巡撫都御史林富曾上疏請求重開，其理由是抽分可解京，又可充軍餉。後來因倭寇影響，其他市舶先後廢止，廣州市舶成為唯一通商口岸。
明代管理市舶貿易的單位是市舶司，洪武初年設在江蘇的太倉黃渡，後來在廣東廣州、福建泉州（後改福州）、浙江寧波各設一司，其中廣州市舶司職在通西洋各國，但在洪武七年三司俱廢，至永樂元年重開，並在廣州、寧波、泉州設「驛」，專款待蕃人。宣德、景泰年間曾兩次嚴申通籓之禁，至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獨留廣州市舶司，就連廣州市舶司也一度廢置，嘉靖三十九年（1560）淮揚巡撫唐撫之才上疏重開三市舶司。
市舶司編制提舉、副提舉、吏目等員，掌管諸蕃朝貢、市場之事，辨使人的表文、勘合真偽，打擊通蕃私貨。萬曆年間，編制小有變革，只存提舉、首領官、吏目。提舉官品從五品，但油水豐厚，故長期為內使包佔。
貢舶貿易是以朝見的名義實行貿易，廣州懷遠驛旁有一百二十間房舍，專為蕃客留用，也因貢舶是唯一合法且有優待的貿易方式，所以常有蕃商冒稱貢使，市舶司必須驗對表文、勘合。表文是進貢憑據，勘合則依事情輕重而有不同，朝貢貿易的勘合始於洪武十六年授予暹羅、占城，皇帝改元時會更替勘合，非貢期、非朝貢國不能貿易，惟是明中後期，並不確實驗對。貢舶的貨物分為兩類，其一為進上的方物，包含本國貢物與使臣自帶物品；另一為隨貢舶而來的私貨，通常會在廣州本地貿易。
當貢舶到後，布政司會先安置其於懷遠驛，同時奏聞北京，領取勘合，勘合驗畢待年終繳回兵部。貢使由廣州到京城食宿費用皆由官方備就，至北京後，禮部再驗對勘合各件，無誤則款留於會同館。會同館提督會將使貢人員數目報告膳部，以供支領食物，主客司並派一官員款待飲食。會同館即總驛站，兩京皆有，惟南館規模較小。館中亦設有專門醫生提供療照顧，儀禮司則在朝見前會先教導禮節，而貢使帶來物品有名為「庫子」的專役管守。
貢使朝見之後，正貢之外貨品可在會同館內與中國商民互市貿易三至五天，惟軍器違禁品，以及所受賜品不的買賣，若貢使不願頒賜物品，禮部可照物價折銀。貿易完畢後，貢使人員由禮部差遣鴻臚寺伴送回國。
嘉靖以前，蕃舶私貨由牙商代為報官，抽分後可與民貿易。抽分有徵實物的本色、折抄兩種，按《大明律》為十取一，實際上則略有變動。有時上好的貨物則由市舶官優先購買，或是官方令民人攬買，稱為「博買」。
嘉靖以後，洋商貿易漸盛，福建、浙江、安徽等處自成一幫，幫設有「綱首」。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專以廣東、徽州、福建、泉州商人處理貿易，互市地點在南海縣以西的西關，即十三行之原址。徵稅亦採抽分，但夷商報貨不實，改用以船身大小為準的丈抽，此外尚要繳納稱之為「陸餉」的貨物稅。
總體來說，原本藩屬精神的貢舶體制在嘉靖年間已經改變，取而代之的是與西、葡等國商人進行貿易，惟官府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只好消極的江貿易侷限在廣州。且市舶稅收相對少，可是市舶司提舉卻是肥缺，故成為皇帝私人僕役的官缺。明代由牙行報官抽分而後貿易的做法，到清朝轉變為洋行商人，亦是牙行性質的轉變，即牙行商人的角色從單純的中介，擴大到開鋪銷售。雖然貿易對象、商品在清代皆產生重大改變，但明代禁止的史書、軍器在清朝仍為禁品，說明貢舶的精神仍未改變。
摘自：張德昌，〈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清華學報》，7：2（北京，1932），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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