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的〈清代廢除匠籍的歷史意義〉一文[1]，先梳理明代的匠籍制度，再討論清代廢除匠籍後的影響，發現雖讓匠戶回歸民籍，固有其正面意義，但復徵匠班銀後，反而使部分匠戶生活更苦，最後透過匠班銀攤入地畝的改革，才稍微平衡匠戶的端。
明初的戶役制度中，將民戶分別編為若干類役戶以承擔各色差役，且役皆永充，世代罔替，其中某些工匠因為具有手藝，所以被配為匠籍。工匠又分為「住坐」、「輪班」兩種形式，前者始於永樂時，軍匠或民匠住坐京師，每月上工十日；輪班匠始於洪武十九（1386）年，三年一班，到京師輪作三個月，後來又改為四年或五年一輪。
明代的匠籍制，使工匠地位較元代稍高，雖可以免除其他徭役，但應工匠役其實也屬於徭役性質，服役期間沒有人身自由、報酬，只能依職位領取少許的月糧。有些輪班工匠奔波往返達半年之久，比應役時間更長，影響了民間手工業的生產。且官營的統治方式落後，管理混亂，例如成化年間南京內府各監局工匠還沒天亮就要工作。又如嘉靖時，御史司馬泰發現南京染織局內工作的工匠只剩530人，短少的2200餘人都被內使役佔，其錢糧也被侵吞。由於不合理的待遇，致使明中後期工匠普遍逃亡，正統三年（1438）各處逮捕逃匠4255人，至景泰元年（1450）更達34800餘人，只好挑選壯丁、輪班匠來頂替，到嘉靖時期，原定的23萬餘名輪班匠，也只剩14萬餘名。
匠籍制度世代罔替的性質，未考慮實際職業情況，子孫的素質也無法保證，如成化五年工部就曾奏報，南京供應朝廷造作的工匠，通曉技藝者不到兩成，致使朝廷還要雇覓在京高手，增加一筆額外負擔。工匠素質低下，內監各局所屬企業也會因此衰落，如龍江造船廠到嘉靖時期早已荒廢，只需撥丁赴廠看守。其他諸如北京盔甲廠、景德鎮官窯，其品質、效率都不及民間。
成化二十一年，朝廷正視大量流失的工匠問題，宣佈輪班匠可以「以銀代役」。雖然工匠可以將全部的時間投入生產，但不意味著從此從徭役中解脫，只是力差改為銀差而已，匠籍制度本質是不變的。且「以銀代役」不包括住坐匠以及以「存留」形式在當地應役的輪班匠，隨著倍增的加派，官方並沒有把匠班銀合理的用於改善生產，剩餘的工匠遭遇反而受更多的剝削。
順治二年，正式廢除匠籍制度，匠班銀一度免徵。遇上工程，理論上應的是雇募，可是實際上仍不免從各地州縣找工匠應役，再按工給值。例如織造業就是僉派的方式，役使機戶。且因財政困難，至順治十五年又復徵匠班銀，但經過「以銀代役」、明末清初的戰亂，匠戶的人數早已經失實，致使匠班銀徵收極不合理，無法徵收到的，竟叫匠籍親屬鄰里、有司賠墊。有些回歸民籍的匠戶，本須繳納丁銀，後又復徵匠班銀，一身兩役，負擔比起明代還重。
清朝既不願放棄徵收匠班銀，又廢除匠籍，只好透過另一種不影響收入的方式改革，即將匠班銀攤入地畝，康熙三十六年（1697）始見於江西，數年後推行到其他省分，雖然增加了有田人戶的負擔，卻也讓匠戶解脫偏重的負擔。且如此以來，工匠終於擺脫匠籍制度的束縛，官營手工業也才在此正式實行雇募的「買絲招匠」制，瓷器燒窯也按市價支付工值，不再剝削民間工匠，對於民間工業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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