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史與現實中都不存在一個統合亞洲的體系，但是亞洲的局部地區卻存在超越國界的緊密關聯，例如寧波與長崎間的貿易關係，其緊密程度超過該地區國內其他地區的聯繫，其他東亞、東南亞的海濱城市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因此應該重視超過政治區劃的經濟圈。
日本學界的海洋亞洲論大約有三個流派，其一是強調西方資本主義進入日本，並建構出亞洲經濟秩序的「西洋派」；其二是以日本為中心，建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互動的「日本派」；其三是由濱下武志所倡導的「亞洲派」，注重亞洲整體性，以及亞洲內部網絡互動關係。而濱下武志、川勝平太、黑田明伸、杉原薰等學者以東亞、東南亞為範圍展開的跨國經濟研究被稱「亞洲交易圈論」或「海洋亞洲觀」，此大約是1990年代在幾次社會經濟史的會議上所提出，如1989年濱下武志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歐美資本主義的比較史觀點，進而重視兩個問題：一、亞洲內部交易圈與近代化的關聯；二、亞洲交易圈和日本工業化的關係。此後這批學者陸續有專著出版，各自對該理論作出不同的闡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
濱下武志重視地域經濟圈的作用，即前述所提及的，地域進行跨國家的經濟行為，並指出近代亞洲市場的形成對溝通亞洲各部分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近代亞洲市場形成，使亞洲連為一體，其中主要是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的貿易與商業網絡。故其認為亞洲內部長期以來存在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朝貢貿易體系」（或稱亞洲經濟圈），近代亞洲經濟發展有很大的程度是被這個體系所規定著，而亞洲各區的近代化程度，是根據朝貢關係如何處理所決定，而非根據其洋化的程度，因為亞洲的發展有其內在性，西方進入亞洲只是提供了部分的外部契機，但亞洲的發展是有其固有體系的，所以當西歐進入亞洲時，也面對來自亞洲的衝擊問題。
朝貢貿易體系理論建立在明清以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濱下武志認為朝貢體系的另一個特徵即是朝貢為基礎形成的貿易網絡，通過「進貢─回賜」的方式，中國與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形成核心貿易網絡，而各朝貢國間又形成彼此的貿易關係。而這個龐大的體系的邊緣地帶，與印度、伊斯蘭世界的貿易圈發生關係，構成一個將亞洲聯為一體的貿易網絡。
但濱下武志的理論強調官方主導的朝貢貿易，在屢次頒布海禁的中國，以及實行鎖國的日本，民間的走私貿易頻繁。故中村哲曾對濱下武志的理論提出質疑，認為十六世紀後，朝貢貿易就已退居次要，由民間貿易取代。且東亞貿易圈中，基本上沒有國家的管理和統治，而是自由的國際貿易，東亞交易圈在許多方面對東亞的近代化造成影響，可是對近代的影響是不連續的。濱下武志對此的回應是，他認為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之間沒有截然分斷的界限，官方授予民間海神媽祖「天后」的職位，就是官方貿易在利用民間海域秩序的同時，擴大著對海域的影響力，民間貿易網絡也是朝貢貿易的一環。而官方對於商民出海、關稅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國家對民間貿易的控制。至於日本的「鎖國」政策，並非字面上理解的那麼封閉，透過鎖國，幕府也開通了其他貿易路線。
朝貢貿易體系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對地域經濟圈的強調，各地域圈的聯繫，必然出現中介作用的中樞地，諸如新加坡、馬六甲、香港、琉球等地。以地域關係來討論亞洲的區域模式，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視野，濱下武志提出四種以海洋為媒介展開活動的模式：一、海域模式，將亞洲海域分成十二的區域，將這些海域聯繫起來，使海洋與島嶼間互相聯繫，並以海域融合為主的觀念說明亞洲歷史；二、網絡模式，即連結地域間的中介地，諸如臺灣、華南、九州等地，對他們各自形成網絡市場，交易各地的商品，在貿易上形成重要地位；三、腹地模式，包括臺灣和日本西部的歷史關係，或是臺灣和東北、俄國遠東、朝鮮等地的關係，臺灣和華南沿海、福建一帶的關係，以及臺灣和南洋、東南亞的關係，特別包括東南亞大陸和海域；四、港口與港口間的模式，類似城市與城市間的關係，其所構成的地域關係會愈來愈重要，例如日本西部、上海、漢城所構成的城市關係，就比起以國家為主體構成亞洲關係更重要。
亞洲交易圈是否是完整、封閉的經濟圈？岸本美緒認為東亞與大西洋經濟以白銀為媒介，互相產生影響，因此可將經濟圈依大小分層觀察，「世界─亞洲─國─地方」各個經濟圈並非完全排他，雖保持一定的自律性，但下層體系對上層具有開放的特性。川勝平太則以「物產複合」理論，認為歐美的商品未必會與本地產品構成競爭關係，例如英國棉紡織品因為消費者使用習慣不同，並未摧毀日本紡織業，所以濱下武志與川勝平太皆認為亞洲近代市場是在亞洲內部的競爭所產生的。
圍繞海洋之外，往來印度、南洋的西南絲綢之路，以及漠北、中亞等地暢通的貿易路線也發揮不亞於海上貿易的影響力，可以為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做補充。雖然朝貢貿易體系的部分論述仍有商議之處，但其引導人們將目光遠離西方中心史觀，為亞洲貿易體系梳理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
摘自：翟意安，〈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述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3(2005)，頁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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