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麗月的〈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一文[1]，旨在從商稅制度的演變觀察晚明的貨幣經濟發展，並探討宦官介入榷稅，對晚明商業的影響。文中首先介紹古代關稅有「關征」、「市征」兩大形式，在安史之亂後，中央統治力不如前，對通過關津的關稅漸趨重要，而商鋪課徵的營業稅退居為次要。元代的商稅分別有常制的正課、常制外的額外課，以及對商船課徵的船料稅三種，其中額外稅名目繁多。吳元年四月，朱元璋下令改應天府的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作為明朝政府徵收商稅的機構。明初由兵馬指揮司監管京城內外的城鎮市場，管理項目包括校勘市斛、稽查物價，而各省則設稅課司，州縣設稅課局，至洪武十三年裁併全國為四百餘所。
明初休養生息，在商業上採取輕稅措施，稅率三十取一，但對於貨物的品物則無規定，導致稅吏往往任意徵稅，至洪武十三年才規定「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不徵稅，永樂初年再補充「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徵。明初南北兩京設有「塌房」專供貯藏貨物，其既是官營貨棧，亦是徵稅機構，客商需繳納貨物稅，此外還要繳納貯存貨品的「塌房錢」，以及「免牙錢」（實際上就是官方徵收的牙錢），三稅合計後，實際稅率為十取一（三十取三），但其中只有貨物稅是由宣課司徵收，餘二稅由貨物看守人收用。
接著介紹明代的商稅，除貨物稅外，尚有四種不同性質的商稅：一、抽分，洪武時期在南京的龍江與大勝港設竹木抽分局，永樂時期再於北京附近增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局，對竹木商人課徵的商品稅，商人須繳納竹木實物，惟抽取標準不一，從五抽一至三十抽一皆有；二、河泊，明初設有三百二十個河泊所負責魚鮮的課稅，其中多在黃河以南，並集中在湖廣地區，黃河以北僅有河北鹽山縣，宣德以後陸續裁撤；三、肆市門攤，洪熙元年始對市鎮店鋪門攤課稅；四、船料，洪武、永樂時期在兩京間運河沿岸重鎮設「鈔關」，中央派遣御史與戶部主事在鈔關監收，負責徵向商人裝載貨物的舟船課通過稅，稅額依貨量與路程而不同。
明代各府州縣稅課司官員稱大使、副使，下有攢典、巡欄，負責實際徵收事務。明初大使、副使多為儒士擔任，永樂以後，因為官僚家人經商者漸多，故增派監察御史監收商稅，弘治以後又派戶部主事在重要的稅課司監收。而攢典係由地方胥吏擔任，至於巡欄本為均徭役，揀選殷實舖戶擔任，抽取少部分商稅作為薪俸，其與糧長制度類似，皆意在民收民解，免胥吏侵吞之害，正德以後，應役巡欄不堪賠累，才改編制在稅課司局內，由局內胥吏擔任。
明中葉以後，商稅制度出現兩個重大變化，其一是不再徵收實物，逐步改為徵銀；其二是宦官漸為各地監收商稅的主管，並介入地方商政，成為晚明奇特的現象，以下就此二點觀察其對晚明商業的影響。
明初主要貨幣為銅錢、紙鈔，禁止金銀交易。不過商稅課徵米、布等實物在明初十分常見。且鈔法不當，民間重錢輕鈔，雖在宣德、正統時期屢有疏通寶鈔的政策，惟效果不彰，寶鈔持續貶值，讓官府受到巨大的損失，漸改為徵銀，此亦與明代貨幣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因正統元年（1436）年起解除用銀的禁令，加上後來從呂宋、美洲輸入大量的白銀，讓銀實際上已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官府也不得不正視這樣的趨勢。
明代宦官參與財經事務的範圍廣泛，包括採辦、督造、倉儲、茶馬、市舶，此政策始於明初，洪武十年，太祖遣中官、國子監、部委官各一人至徵商稅不足額的稅課司局核實，但此非常制，且宦官只是核查商稅的一員而已。至正德年間，宦官始涉足京師九門的商稅，劉瑾並創立由內使掌管的「皇店」（類似官店），既對行商徵稅，又銷售貨物，時人朱國禎指出常有內監中飽稅款之事。至萬曆中葉，包括三大征兵費、三殿失火重建費，使朝廷財政困難，神宗為開闢財源，將宦官從京畿一帶，擴大為派遣分駐全國各地，成為凌駕地方稅課司局的主管。宦官在各地開礦榷稅，成為萬曆時期病民最甚的苛政。其搜括來的財富可分為「方物」與「稅銀」兩項，前者包括貂皮、名馬等珍物，以「買辦」、「孝順」之名進奉；後者多為銀兩，歲有定額，各地額數不同，但稅監時有侵占自肥之舉。至萬曆三十三年（1595）才下詔停礦召回各地礦監，而分駐各地的榷稅中官更遲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才撤除。
宦官四出榷稅的直接影響是使徵稅局卡的密度增加，出現「層關疊征」的現象。且破壞了原本的稅款解運體制，原本商稅分「起運」、「存留」，前者分交京師天財庫收貯；後者留作地方經費，但許多稅監除將一部分稅款送戶部太倉庫，其餘以「遺稅」、「節省銀」、「罰贖」、「額外贏餘」的名義直接進奉御前。而宦官征商，倚賴特權打擊富商，對國內商業亦造成阻滯作用，雖沒有明確的數字，但官員的奏疏、筆記中都提到行商漸稀之類的蕭條話語，各地亦傳出民變運動，對明代商業造成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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