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昇的〈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一文[1]，首先指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元代就已有糧食不足的問題，隨著日漸增加的人口壓力，蘇松地區解決的辦法正是倚靠棉紡織業。棉花原產於印度，大約在宋末傳入中國東部，並在黃道婆引入棉紗紡織技術的契機下，松江烏泥涇等水高土低不適合種稻的地區，形成廣植棉花的情況，且有效解決了人口過剩的生計問題，到了明代則更為興盛，松江附近地區有數百家布號，交通發達的上海更成為棉布批發的集散地。
接著本文進入主題，討論鴉片戰爭前江蘇紡織業發展的因素，其包括四點：一、棉花產產量的增加，由於長江三角洲新漲沙洲面積愈來愈大，且具有不保澤的土質，所以皆被用來種棉；二、潮濕的氣候，褚華在《木棉譜》曾指出潮濕的上海適合種棉與紡織，根據竇卜生（B.A Dobson）的科學實驗亦證明溼度紡織的棉紗產量與韌度有正相關；三、人口對土地壓力的增大，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人口仍持續增加，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蘇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達1114，更是全國之冠（表一、江蘇人口密度），致使人均耕地面積小，除了靠江西、湖廣、安徽等省接濟外，更須種獲利較高的棉，以及從事手工紡織；四、利用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由於農業收入有限，且有農閒期，所以家庭的勞動力在農業生產外，需要從事紡織生產，以彌補收入。
然而缺乏文獻的記載，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花、棉紗、棉布產量都無法確切掌握。但可以從耕地比例，以及畝產量推估，乾隆四十五（1780）年每畝花產量多可至三百斤，且由於手工業興盛，江蘇地區仍要向外面輸入棉花，所以廣州從印度、孟加拉進口的棉花，也會在江南地區加工，之後在運銷至福建、廣東等地，其加工品獲利較原料獲利高近一倍。
作者認為當時的手紡車、手織機生產效率不算好，但具有構造簡單，容易學習的特性，加上人口眾多，故仍有可觀的產量。就組織方面來看，鴉片戰爭前的江蘇棉紡織業多屬於家庭手工業，設備多能自製，添購也不需要太耗費。可是清中葉以後，家庭手工業的獨立地位在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壓迫下漸有動搖的趨勢，有的商人利用雄厚的資本收購布疋，從中操控市場價格，被稱為「殺莊」。另一方面，生產過程也有些轉變，家庭手工業制度漸轉為作坊，其製作的布疋較為精緻，也需要較昂貴的設備，一般家庭無法購置，故失去自由性，轉而成為作坊中的踹匠，這些工匠受到的待遇差，又受到包頭剝削，曾發生數次聚集暴動的事件，可視為資本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關於江蘇棉布的市場，《皇朝經世文編》、《錫金識小錄》等書提到華北、西北、東北、浙江、福建等地都有廣大的市場，因為棉布價值高、體積小，故負擔的起長途運費，且不易因乾燥而變質的特性，亦是銷往西北各地的有利條件。除西北外，大多集中在上海進行南北批售，山東、直隸輸出豆、麥後，即運回棉布，至於廣東、福建秋天專運棉花，其他時間則運布回去出售。另外，棉、茶因為價值高而重量輕，運送時不能滿載，而需要草尼壓船，後還便改運米往天津，再轉至北京同時也可滿足政府的糧食需求。至於對外國的輸出，也占了不低的比例，1768至1833年終，各國從廣州載運的棉布達4400萬疋。美國商船大部分運回本國，少部分再轉銷歐洲、南美洲、夏威夷、馬尼拉等地，在美國機械化紡織發展之前，相當以倚賴江蘇的手工紡織業。
最後，本文略提鴉片戰爭後的狀況，因為南京條約開放之故，工業革命的機製棉布大量輸入，江蘇的棉紡織業大受打擊，包世臣曾描述洋布大行，以致松江布市削減大半，許多人無織可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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