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昇的〈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一文[1],首先指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元代就已有糧食不足的問題,隨著日漸增加的人口壓力,蘇松地區解決的辦法正是倚靠棉紡織業。棉花原產於印度,大約在宋末傳入中國東部,並在黃道婆引入棉紗紡織技術的契機下,松江烏泥涇等水高土低不適合種稻的地區,形成廣植棉花的情況,且有效解決了人口過剩的生計問題,到了明代則更為興盛,松江附近地區有數百家布號,交通發達的上海更成為棉布批發的集散地。

        接著本文進入主題,討論鴉片戰爭前江蘇紡織業發展的因素,其包括四點:一、棉花產產量的增加,由於長江三角洲新漲沙洲面積愈來愈大,且具有不保澤的土質,所以皆被用來種棉;二、潮濕的氣候,褚華在《木棉譜》曾指出潮濕的上海適合種棉與紡織,根據竇卜生(B.A Dobson)的科學實驗亦證明溼度紡織的棉紗產量與韌度有正相關;三、人口對土地壓力的增大,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人口仍持續增加,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蘇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達1114,更是全國之冠(表一、江蘇人口密度),致使人均耕地面積小,除了靠江西、湖廣、安徽等省接濟外,更須種獲利較高的棉,以及從事手工紡織;四、利用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由於農業收入有限,且有農閒期,所以家庭的勞動力在農業生產外,需要從事紡織生產,以彌補收入。

        然而缺乏文獻的記載,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花、棉紗、棉布產量都無法確切掌握。但可以從耕地比例,以及畝產量推估,乾隆四十五(1780)年每畝花產量多可至三百斤,且由於手工業興盛,江蘇地區仍要向外面輸入棉花,所以廣州從印度、孟加拉進口的棉花,也會在江南地區加工,之後在運銷至福建、廣東等地,其加工品獲利較原料獲利高近一倍。

作者認為當時的手紡車、手織機生產效率不算好,但具有構造簡單,容易學習的特性,加上人口眾多,故仍有可觀的產量。就組織方面來看,鴉片戰爭前的江蘇棉紡織業多屬於家庭手工業,設備多能自製,添購也不需要太耗費。可是清中葉以後,家庭手工業的獨立地位在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壓迫下漸有動搖的趨勢,有的商人利用雄厚的資本收購布疋,從中操控市場價格,被稱為「殺莊」。另一方面,生產過程也有些轉變,家庭手工業制度漸轉為作坊,其製作的布疋較為精緻,也需要較昂貴的設備,一般家庭無法購置,故失去自由性,轉而成為作坊中的踹匠,這些工匠受到的待遇差,又受到包頭剝削,曾發生數次聚集暴動的事件,可視為資本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關於江蘇棉布的市場,《皇朝經世文編》、《錫金識小錄》等書提到華北、西北、東北、浙江、福建等地都有廣大的市場,因為棉布價值高、體積小,故負擔的起長途運費,且不易因乾燥而變質的特性,亦是銷往西北各地的有利條件。除西北外,大多集中在上海進行南北批售,山東、直隸輸出豆、麥後,即運回棉布,至於廣東、福建秋天專運棉花,其他時間則運布回去出售。另外,棉、茶因為價值高而重量輕,運送時不能滿載,而需要草尼壓船,後還便改運米往天津,再轉至北京同時也可滿足政府的糧食需求。至於對外國的輸出,也占了不低的比例,17681833年終,各國從廣州載運的棉布達4400萬疋。美國商船大部分運回本國,少部分再轉銷歐洲、南美洲、夏威夷、馬尼拉等地,在美國機械化紡織發展之前,相當以倚賴江蘇的手工紡織業。

最後,本文略提鴉片戰爭後的狀況,因為南京條約開放之故,工業革命的機製棉布大量輸入,江蘇的棉紡織業大受打擊,包世臣曾描述洋布大行,以致松江布市削減大半,許多人無織可紡。



[1]全漢昇,〈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清華學報》,13(新竹,1958),頁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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