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從徐世溥給友人的一段話中,揭開了晚明多元文化的討論,徐世溥提到: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向盛。若趙高邑(趙南星)、顧無錫(顧憲成)、鄒吉水(鄒元標)、海瓊州(海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袁黃)之窮理,焦秣陵(焦竑)之博物,董華亭(董其昌)之書畫,徐上海(徐光啟)、利西士(利瑪竇)之曆法,湯臨川(湯顯祖)之詞曲,李奉祠(李時珍)之本草,趙隱君(趙宦光)之字學,下而時氏(時大彬)之陶,顧氏之治,方氏(方于魯)、程氏(程君房)之墨,陸氏(陸子岡)攻玉,何氏(何震)刻印,皆與古者敝天地。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王世貞)、李(李攀龍),佻於袁(袁宏道)、徐(徐渭),纖於鍾(鍾惺)、譚(譚元春)。

這份名單裡面不只有名士,還有篆刻家、琢玉師、墨工,範圍從學術思想到藝術書畫,把不同領域的人放在一起比擬,大概是徐世溥認為他們皆有卓越的成就。

        晚明商品經濟發達、市鎮興起,是一個繁榮的社會,儘管政治紛穰,文化與藝術卻表現出驚人。尤其徐世溥的名單中提到了利瑪竇,耶穌會教士將西洋曆法、數學、地圖帶到中國,讓中西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對晚明「尚奇」的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民眾的識字率提升,也讓原本僅屬於上層菁英的書法藝術,突破隔閡走向庶民,其內容也迎合大眾品味做了調整。

        晚明的美學可說是以「奇」為中心,湯顯祖曾在朋友文集的序言中探討「奇」,許多書籍也以「奇」作為標榜,彷彿各種事物都要刺激晚明人們的好奇心。徐世溥的名單中沒有提到李贄,但李贄鼓吹內在本性的童心說,與王陽明的心學一樣,對於晚明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藝術的表現也表現出真實自我的趨向,董其昌的書法提倡「生」,意在擺脫臨摹的束縛,即呼應了李贄的學說,而王鐸桀傲不羈的書法則是將董其昌開啟的風氣發揮到極致。這樣的風氣打破了經典的權威性,晚明「臨摹」書法已從過去的學習轉變為創作,許多人不忠實原作,而是將其作為發揮的契機,恣意改造、拼湊,重新詮釋。不止於書法,許多文學創作也會將經典作品剪裁,與當時流行的通俗文本混在一起,甚至偽托古名以增加銷量。

        徐世溥的名單次序帶有玄機,古人重視曆法,但名單中卻被在書畫後才提及,可以理解為此名單沒有等級序列,但名單中還提到了過去工匠,也可說明菁英文化與通俗文化不再壁壘分明,文人也會將這些技藝當成生活樂趣。石章、玉器、陶壺這些文人把玩的小物,在當時的蘇州地區都發展得非常精巧,文人們多與這些工匠有所交流。尤其印章與書法、繪畫密不可分,學習篆刻、收藏古印也成為晚明文人的風尚,篆刻家編纂出版「印譜」,讓刻工的名字為人所知,刻工為追求名利,甚有編纂《印史》等蒐羅古印的專書,為文人所喜愛,加上經濟活動活絡使印章使用率大增,篆刻藝術變成文人必學的技術,更刺激了文人對於古代字體、異體字的興趣,對古文字的熱情讓王鐸、倪元璐等文壇名士喜歡在作品中使用異體字,除了表彰自的博學外,也是晚明尚奇立異的具體表現,出版界更抓準商機,刊行字型書,又對書寫異體字起了推助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城市文化蓬勃的表象下,部分有識之士漸漸感於晚明政治的危機,有意撥亂反正,提倡實學,重建儒家經典與史籍的權威性,復社、東林黨許多成員,諸如張溥、陳子龍等,皆努力編纂儒家經典,提倡經史研究,復興古學運動也為清代的考據學埋下契機。但是仍不可忽略文化中的多元性質,例如傅山一方面努力研究實學,一方面也受王陽明、李贄學說影響,且傅山本人也學習印刻,傅山的例子正是晚明文人兼容並蓄的例子,東林黨中也不乏這樣的成員。

摘自:白謙慎,〈晚明文化與傅山的早年生活〉,《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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