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從徐世溥給友人的一段話中，揭開了晚明多元文化的討論，徐世溥提到：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向盛。若趙高邑（趙南星）、顧無錫（顧憲成）、鄒吉水（鄒元標）、海瓊州（海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袁黃）之窮理，焦秣陵（焦竑）之博物，董華亭（董其昌）之書畫，徐上海（徐光啟）、利西士（利瑪竇）之曆法，湯臨川（湯顯祖）之詞曲，李奉祠（李時珍）之本草，趙隱君（趙宦光）之字學，下而時氏（時大彬）之陶，顧氏之治，方氏（方于魯）、程氏（程君房）之墨，陸氏（陸子岡）攻玉，何氏（何震）刻印，皆與古者敝天地。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王世貞）、李（李攀龍），佻於袁（袁宏道）、徐（徐渭），纖於鍾（鍾惺）、譚（譚元春）。
這份名單裡面不只有名士，還有篆刻家、琢玉師、墨工，範圍從學術思想到藝術書畫，把不同領域的人放在一起比擬，大概是徐世溥認為他們皆有卓越的成就。
晚明商品經濟發達、市鎮興起，是一個繁榮的社會，儘管政治紛穰，文化與藝術卻表現出驚人。尤其徐世溥的名單中提到了利瑪竇，耶穌會教士將西洋曆法、數學、地圖帶到中國，讓中西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對晚明「尚奇」的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民眾的識字率提升，也讓原本僅屬於上層菁英的書法藝術，突破隔閡走向庶民，其內容也迎合大眾品味做了調整。
晚明的美學可說是以「奇」為中心，湯顯祖曾在朋友文集的序言中探討「奇」，許多書籍也以「奇」作為標榜，彷彿各種事物都要刺激晚明人們的好奇心。徐世溥的名單中沒有提到李贄，但李贄鼓吹內在本性的童心說，與王陽明的心學一樣，對於晚明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藝術的表現也表現出真實自我的趨向，董其昌的書法提倡「生」，意在擺脫臨摹的束縛，即呼應了李贄的學說，而王鐸桀傲不羈的書法則是將董其昌開啟的風氣發揮到極致。這樣的風氣打破了經典的權威性，晚明「臨摹」書法已從過去的學習轉變為創作，許多人不忠實原作，而是將其作為發揮的契機，恣意改造、拼湊，重新詮釋。不止於書法，許多文學創作也會將經典作品剪裁，與當時流行的通俗文本混在一起，甚至偽托古名以增加銷量。
徐世溥的名單次序帶有玄機，古人重視曆法，但名單中卻被在書畫後才提及，可以理解為此名單沒有等級序列，但名單中還提到了過去工匠，也可說明菁英文化與通俗文化不再壁壘分明，文人也會將這些技藝當成生活樂趣。石章、玉器、陶壺這些文人把玩的小物，在當時的蘇州地區都發展得非常精巧，文人們多與這些工匠有所交流。尤其印章與書法、繪畫密不可分，學習篆刻、收藏古印也成為晚明文人的風尚，篆刻家編纂出版「印譜」，讓刻工的名字為人所知，刻工為追求名利，甚有編纂《印史》等蒐羅古印的專書，為文人所喜愛，加上經濟活動活絡使印章使用率大增，篆刻藝術變成文人必學的技術，更刺激了文人對於古代字體、異體字的興趣，對古文字的熱情讓王鐸、倪元璐等文壇名士喜歡在作品中使用異體字，除了表彰自的博學外，也是晚明尚奇立異的具體表現，出版界更抓準商機，刊行字型書，又對書寫異體字起了推助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城市文化蓬勃的表象下，部分有識之士漸漸感於晚明政治的危機，有意撥亂反正，提倡實學，重建儒家經典與史籍的權威性，復社、東林黨許多成員，諸如張溥、陳子龍等，皆努力編纂儒家經典，提倡經史研究，復興古學運動也為清代的考據學埋下契機。但是仍不可忽略文化中的多元性質，例如傅山一方面努力研究實學，一方面也受王陽明、李贄學說影響，且傅山本人也學習印刻，傅山的例子正是晚明文人兼容並蓄的例子，東林黨中也不乏這樣的成員。
摘自：白謙慎，〈晚明文化與傅山的早年生活〉，《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8-97。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