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的《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1]，選擇以江南是因為江南文化、經濟都是發達的地區，文獻資料亦較其他地方詳細，而時間斷限選擇清中葉是為了避開清前、後期包括政治、戰亂等諸多不穩定因素，至於以農業作為研究對象，則是因為農業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江南的水田農業發展起初進步得很慢，粗放而簡陋的直播耕作，維持到帝國中期後突飛猛進，使用牛耕、水稻移植、施肥與排灌等等技術，到了十七世紀，江南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在這樣的進程中，清代中前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重心有三：一、分析勞力、資源、技術、資本、氣候等農業生產要素，考察農業的物質基礎與變化，駁斥人口增加，而農業技術停滯的理論；二、分析農業發展的途徑，觀察農民如何善用現有農業資源，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水平，獲得更高產量；三、從土地產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探討農業發展的表現。
生產要素的變化
在資本方面，清代農村工業的發展，以及商業與高利貸向農村滲入，讓農民通過手工業取得更多資金收入，並購買肥料、燃料、品種好的種子投入農業，這種現象在江南的棉花、絲綢方面特別明顯，由於學界對此已有豐碩的成果，故作者本書中不再細談。
勞力方面，江南的人口在1680年代恢復至2000萬，到1850年代達到3600萬，人口增長率約千分之三，因為透過晚婚、節育、溺嬰的手段控制人口，另外他們食用未經提煉的棉籽油導致不孕，可能也是隱因之一。排除居住在城鎮中的人口，學界認為農村人口約有80至90%，1700年代約有1700萬左右。但農村人口大約10%從事手工或其他產業的非農人口，所以江南的農業人口在1620年約1500萬，至1850年約有2600萬，以五口之家來計，十七世紀初江南的農戶約300萬，至十九世紀約500萬。過去的研究，統計農家勞動力是只計農夫、農婦，江南地區符合這樣的情況，農家其他成員是屬於輔助性質，尤其江南地區有愈來愈多的婦女投入蠶桑、棉花手工業，故清代前期集約化農業生產的江南呈現勞力短缺的狀況，從江南人少向外地移民的現象，也可證明此現象。
耕地方面，1390年的耕地統計把圍田（圩田）內的荒地、沼澤計入，故清代江南的耕地面積大約與1580年代統計的4500萬畝差不多。在明代「乾田化」的開荒，以及水利設施相繼改進後，耕地的質量上升，清代前中期已可普遍實行一年兩作制，平均耕地的複種指數大約在170%左右，東部地區達190%，惟湖州和杭州山區較難實行。而耕作作物比例，稻田4040萬畝（90%）、棉田310萬畝（6.7%）、桑園150萬畝（3.3%）。以複種率170%計算，冬季作物的麥有2210萬畝（49%）、豆630萬畝（14%）、油菜360萬畝（8%）。
氣候方面，近代中國經歷三次寒冷期，分別為1470至1520年、1620至1720年、1840至1890年，可知十八世紀氣候相對較暖，清代江南的水旱災頻率較明代少。若氣溫提高、降雨減少，使土壤水分降低，有利於土質改善，作者認為或許可以從地方志中的熟稻記載，反推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
技術方面，重要的技術大多在清代以前就已出現，清代的進步在於改進、推廣。作者分四個面向討論：一、品種，清代出現了許多優良品種，依據溫度和日常而有不同的水稻品種，江南農民漸漸選用中晚熟的稻米，雖然需投入較多肥料，但米質較好，時間也可搭配春花輪作；二、整地，牛耕在清代江南普遍使用，無牛農戶也可租借牛隻，牛耕耕地面積可以擴大為40至50畝左右；三、肥料，作者認為肥料是作重要的進步，在作物生長過程中「追肥」，且以豆渣、油菜籽與棉花籽油渣製作成的餅肥，重量輕，肥力高，促進農作增長；四、種植，一年兩作制使農民可以選擇適合的作物，輪作亦可減少地力損耗，還可與棉田搭配輪種，實行一年種稻，兩年種棉的「翻田制」，更有效率利用土地。
農業生產的變化
水土資源、人力與畜力等資源合理化的使用。在水利方面，包括改善太湖周圍的排水問題，並且合理使用江南平原的地形，太湖周圍適合種稻，而濱海、沿江的高田地帶則種棉，至於太湖東、北的低窪地區改造為桑園。此外，更妥善運用江南湖盪密布的特性，進行人工養殖，以及種植菱、藕水生作物。少數農戶更是水土資運並用，綜合性地將低窪田地改作池塘養魚，周圍種植果樹，而多數的農戶也會將動物排泄物作為魚食。
在人力與畜力方面，採取複種種植，或種植勞動密集的經濟作物，盡量減少閒置時間。一年兩作制是最適合江南的種植方式，九月前後收穫水稻後，接著種植春花到翌年三月前後。而使用牛耕，犁田功效可提高1.5倍，一日可耙15畝，江南一般是「三耕兩耙」（35畝）或「兩犁兩耙」（45畝），一頭牛在半個月內就可完成。插秧則無關畜力，一對農家夫婦一個月可插20至30畝，收穫也大約是20畝，可是耕田數量還要取決灌溉條件，灌溉較佳的低田地區大約可種25畝。生產條件較差的農戶，或改回為一年一穫、或改種植旱稻、或和其他農戶調劑使用畜力等方法，盡量將人力與畜力做到合理使用。
靠投入更多的資本，提高生產的集約化，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增加對農業生產各部門的投入數量，使整個農業的投入總量得以提高；另一種是改變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把經營重心轉向集約程度較高的生產部門，勞動或資本的投入也會因此而增加。可以將兩種方法視為前後關係，在集約化較低的初期透過投入種子、農具、耕牛、肥料等資本，讓水稻的集約度提高。當集約度較高，則透過改良耕地，綜合性經營，或改種集約度較高的作物。
「外向型農業」的形成，讓農產品可以獲得外部資源，也可以銷往外地。傳統中國是屬於「內向型農業」，隨著中國市場和東亞市場飽和，一些地區突破內向發展，江南就是一個例子。江南的生、熟絲與絲織品在明代中期就以大量輸往了中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主要是日本、葡萄牙與西班牙，十七世紀早期每年絲出口量生絲約8000擔、絲織品約4500匹，其中大約九成來自江南，即使後來日本閉關時期，仍透過朝鮮、琉球轉運，不曾間斷。至於國內市場則更可觀，作者估計1620年，約21000擔輸往其他地方，至19世紀中葉更達61000擔。棉花與棉布也是江南的輸出品，其中以棉布為主，棉花較少，雖然在清代前中期，受到其他地區挑戰，但江南棉布工藝水準較高，高檔商品仍有優勢，並銷往南洋地區，明中後期松江為主的江南紡織業，每年為國內外市場生產5000萬匹，清代中前期更達1億匹。
另一方面，江南的糧食、肥料則靠外地輸入。糧食從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地區輸入，用途除了食用外，還做為種子、飼料、釀酒與其他加工食品，1850年前後，江南的糧食消費有米11800萬石、麥2500萬石，每年輸入米1500萬石（13%）、麥300萬石（12%）。至於肥料，清前中期由於山東、河南、兩淮一代盛產大豆，遂成為江南豆餅的供給區，華北大豆與豆餅由大運河南下，成為南北貿易重要的商品，乾隆時期經淮安關南下的數量達520萬石，至十九世紀初期，僅東北運到上海的大豆就已近1000萬石，至1820年竟又翻倍至2500萬石。輸入的大豆多數製成豆餅做為豬飼料，然後化為糞肥，亦有少數直接用作餅肥，這些肥料對於水稻產量起了關鍵性作用。
農業的發展
首先討論「產值」，十七至十九世紀，江南的耕地變化不大，產量增加倚靠的是生產率提高，包括提高畝產量，以及選擇產值高的作物。增加耕地複種是提高畝產量的方法之一，更直接的方法提高作物的畝產量，江南油菜籽的產量從十七世紀的1.5石，至19世紀增加到2石，棉花從17世紀後期的80斤，增加到19世紀中葉的100斤，清中期的水稻每畝產量達2.5石，較明末的1.7石增加了47%，但麥、豆、絲的產量沒有明顯提高。另外，或選擇較高的經濟作物，如水土資源較差的松江東部捨棄種稻改種棉花，畝產淨值便提高了。蠶桑的利潤在清前中期都在增加，至1840年蘇州的每畝桑園的收入相當於12.5畝稻田，棉、桑的生產擴大，農業產值因此而增加了。
接著靠考察「勞動生產率」，即計算勞動者單位勞動所獲得的產量或產值，過去中國學界普遍認為明清時期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但這樣矛盾的論點要如何解釋農村工業的發展呢？作者分析勞動生產率提高，可能通過四種途徑：一、勞力不變，耕地增加；二、勞力減少，耕地不變；三、勞力與耕地皆不變，採精細耕作；四、勞力與耕地不變，而增加複種率。作者分別從農夫、農婦、農戶作為觀察對象，發現桑、棉經營規模維持在十畝上下沒有明顯擴大，水稻規模看似從十七世紀早期的15畝縮小至十九世紀中葉的9畝，但考慮複種率後，17世紀早期應為21畝。故江南人均耕地雖減少45%，但農戶戶均種植面積只減少30%，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婦女流動至紡織業，故作者認為耕地面積的減少並未降低勞動生產率，反而提高了。而清中葉期出現了租用勞力、水車，甚至有「包水車」承攬灌溉工作，以及蠶桑、棉紡織業的發展，使農民趨向「男耕女織」的專業分工，紡織因為沒有農閒問題，所以當工作達到240日，產值可以追上男性勞動力。總而言之，將水稻與春花結合的一年兩作制、一夫十畝的經營模式、婦女流動至紡織手工業等因素歸結，其生產勞動率是與收入是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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