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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的《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1]選擇以江南是因為江南文化、經濟都是發達的地區,文獻資料亦較其他地方詳細,而時間斷限選擇清中葉是為了避開清前、後期包括政治、戰亂等諸多不穩定因素,至於以農業作為研究對象,則是因為農業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江南的水田農業發展起初進步得很慢,粗放而簡陋的直播耕作,維持到帝國中期後突飛猛進,使用牛耕、水稻移植、施肥與排灌等等技術,到了十七世紀,江南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在這樣的進程中,清代中前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重心有三:一、分析勞力、資源、技術、資本、氣候等農業生產要素,考察農業的物質基礎與變化,駁斥人口增加,而農業技術停滯的理論;二、分析農業發展的途徑,觀察農民如何善用現有農業資源,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水平,獲得更高產量;三、從土地產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探討農業發展的表現。

 

生產要素的變化

        在資本方面,清代農村工業的發展,以及商業與高利貸向農村滲入,讓農民通過手工業取得更多資金收入,並購買肥料、燃料、品種好的種子投入農業,這種現象在江南的棉花、絲綢方面特別明顯,由於學界對此已有豐碩的成果,故作者本書中不再細談。

        勞力方面,江南的人口在1680年代恢復至2000萬,到1850年代達到3600萬,人口增長率約千分之三,因為透過晚婚、節育、溺嬰的手段控制人口,另外他們食用未經提煉的棉籽油導致不孕,可能也是隱因之一。排除居住在城鎮中的人口,學界認為農村人口約有8090%1700年代約有1700萬左右。但農村人口大約10%從事手工或其他產業的非農人口,所以江南的農業人口在1620年約1500萬,至1850年約有2600萬,以五口之家來計,十七世紀初江南的農戶約300萬,至十九世紀約500萬。過去的研究,統計農家勞動力是只計農夫、農婦,江南地區符合這樣的情況,農家其他成員是屬於輔助性質,尤其江南地區有愈來愈多的婦女投入蠶桑、棉花手工業,故清代前期集約化農業生產的江南呈現勞力短缺的狀況,從江南人少向外地移民的現象,也可證明此現象。

耕地方面,1390年的耕地統計把圍田(圩田)內的荒地、沼澤計入,故清代江南的耕地面積大約與1580年代統計的4500萬畝差不多。在明代「乾田化」的開荒,以及水利設施相繼改進後,耕地的質量上升,清代前中期已可普遍實行一年兩作制,平均耕地的複種指數大約在170%左右,東部地區達190%,惟湖州和杭州山區較難實行。而耕作作物比例,稻田4040萬畝(90%)、棉田310萬畝(6.7%)、桑園150萬畝(3.3%)。以複種率170%計算,冬季作物的麥有2210萬畝(49%)、豆630萬畝(14%)、油菜360萬畝(8%)。

氣候方面,近代中國經歷三次寒冷期,分別為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可知十八世紀氣候相對較暖,清代江南的水旱災頻率較明代少。若氣溫提高、降雨減少,使土壤水分降低,有利於土質改善,作者認為或許可以從地方志中的熟稻記載,反推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

技術方面,重要的技術大多在清代以前就已出現,清代的進步在於改進、推廣。作者分四個面向討論:一、品種,清代出現了許多優良品種,依據溫度和日常而有不同的水稻品種,江南農民漸漸選用中晚熟的稻米,雖然需投入較多肥料,但米質較好,時間也可搭配春花輪作;二、整地,牛耕在清代江南普遍使用,無牛農戶也可租借牛隻,牛耕耕地面積可以擴大為4050畝左右;三、肥料,作者認為肥料是作重要的進步,在作物生長過程中「追肥」,且以豆渣、油菜籽與棉花籽油渣製作成的餅肥,重量輕,肥力高,促進農作增長;四、種植,一年兩作制使農民可以選擇適合的作物,輪作亦可減少地力損耗,還可與棉田搭配輪種,實行一年種稻,兩年種棉的「翻田制」,更有效率利用土地。

 

農業生產的變化

水土資源、人力與畜力等資源合理化的使用。在水利方面,包括改善太湖周圍的排水問題,並且合理使用江南平原的地形,太湖周圍適合種稻,而濱海、沿江的高田地帶則種棉,至於太湖東、北的低窪地區改造為桑園。此外,更妥善運用江南湖盪密布的特性,進行人工養殖,以及種植菱、藕水生作物。少數農戶更是水土資運並用,綜合性地將低窪田地改作池塘養魚,周圍種植果樹,而多數的農戶也會將動物排泄物作為魚食。

在人力與畜力方面,採取複種種植,或種植勞動密集的經濟作物,盡量減少閒置時間。一年兩作制是最適合江南的種植方式,九月前後收穫水稻後,接著種植春花到翌年三月前後。而使用牛耕,犁田功效可提高1.5倍,一日可耙15畝,江南一般是「三耕兩耙」(35畝)或「兩犁兩耙」(45畝),一頭牛在半個月內就可完成。插秧則無關畜力,一對農家夫婦一個月可插2030畝,收穫也大約是20畝,可是耕田數量還要取決灌溉條件,灌溉較佳的低田地區大約可種25畝。生產條件較差的農戶,或改回為一年一穫、或改種植旱稻、或和其他農戶調劑使用畜力等方法,盡量將人力與畜力做到合理使用。

        靠投入更多的資本,提高生產的集約化,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增加對農業生產各部門的投入數量,使整個農業的投入總量得以提高;另一種是改變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把經營重心轉向集約程度較高的生產部門,勞動或資本的投入也會因此而增加。可以將兩種方法視為前後關係,在集約化較低的初期透過投入種子、農具、耕牛、肥料等資本,讓水稻的集約度提高。當集約度較高,則透過改良耕地,綜合性經營,或改種集約度較高的作物。

「外向型農業」的形成,讓農產品可以獲得外部資源,也可以銷往外地。傳統中國是屬於「內向型農業」,隨著中國市場和東亞市場飽和,一些地區突破內向發展,江南就是一個例子。江南的生、熟絲與絲織品在明代中期就以大量輸往了中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主要是日本、葡萄牙與西班牙,十七世紀早期每年絲出口量生絲約8000擔、絲織品約4500匹,其中大約九成來自江南,即使後來日本閉關時期,仍透過朝鮮、琉球轉運,不曾間斷。至於國內市場則更可觀,作者估計1620年,約21000擔輸往其他地方,至19世紀中葉更達61000擔。棉花與棉布也是江南的輸出品,其中以棉布為主,棉花較少,雖然在清代前中期,受到其他地區挑戰,但江南棉布工藝水準較高,高檔商品仍有優勢,並銷往南洋地區,明中後期松江為主的江南紡織業,每年為國內外市場生產5000萬匹,清代中前期更達1億匹。

另一方面,江南的糧食、肥料則靠外地輸入。糧食從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地區輸入,用途除了食用外,還做為種子、飼料、釀酒與其他加工食品,1850年前後,江南的糧食消費有米11800萬石、麥2500萬石,每年輸入米1500萬石(13%)、麥300萬石(12%)。至於肥料,清前中期由於山東、河南、兩淮一代盛產大豆,遂成為江南豆餅的供給區,華北大豆與豆餅由大運河南下,成為南北貿易重要的商品,乾隆時期經淮安關南下的數量達520萬石,至十九世紀初期,僅東北運到上海的大豆就已近1000萬石,至1820年竟又翻倍至2500萬石。輸入的大豆多數製成豆餅做為豬飼料,然後化為糞肥,亦有少數直接用作餅肥,這些肥料對於水稻產量起了關鍵性作用。

 

農業的發展

首先討論「產值」,十七至十九世紀,江南的耕地變化不大,產量增加倚靠的是生產率提高,包括提高畝產量,以及選擇產值高的作物。增加耕地複種是提高畝產量的方法之一,更直接的方法提高作物的畝產量,江南油菜籽的產量從十七世紀的1.5石,至19世紀增加到2石,棉花從17世紀後期的80斤,增加到19世紀中葉的100斤,清中期的水稻每畝產量達2.5石,較明末的1.7石增加了47%,但麥、豆、絲的產量沒有明顯提高。另外,或選擇較高的經濟作物,如水土資源較差的松江東部捨棄種稻改種棉花,畝產淨值便提高了。蠶桑的利潤在清前中期都在增加,至1840年蘇州的每畝桑園的收入相當於12.5畝稻田,棉、桑的生產擴大,農業產值因此而增加了。

接著靠考察「勞動生產率」,即計算勞動者單位勞動所獲得的產量或產值,過去中國學界普遍認為明清時期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但這樣矛盾的論點要如何解釋農村工業的發展呢?作者分析勞動生產率提高,可能通過四種途徑:一、勞力不變,耕地增加;二、勞力減少,耕地不變;三、勞力與耕地皆不變,採精細耕作;四、勞力與耕地不變,而增加複種率。作者分別從農夫、農婦、農戶作為觀察對象,發現桑、棉經營規模維持在十畝上下沒有明顯擴大,水稻規模看似從十七世紀早期的15畝縮小至十九世紀中葉的9畝,但考慮複種率後,17世紀早期應為21畝。故江南人均耕地雖減少45%,但農戶戶均種植面積只減少30%,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婦女流動至紡織業,故作者認為耕地面積的減少並未降低勞動生產率,反而提高了。而清中葉期出現了租用勞力、水車,甚至有「包水車」承攬灌溉工作,以及蠶桑、棉紡織業的發展,使農民趨向「男耕女織」的專業分工,紡織因為沒有農閒問題,所以當工作達到240日,產值可以追上男性勞動力。總而言之,將水稻與春花結合的一年兩作制、一夫十畝的經營模式、婦女流動至紡織手工業等因素歸結,其生產勞動率是與收入是最理想的。



[1]李伯重,《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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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訪客
  • 1740至1520年
  • 謝謝,應為1470年。

    okplaymayday 於 2013/12/11 17:51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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