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營局織和領織制
蘇州織染局建於洪武元年，在洪熙年間達到最盛，各色匠人達1700餘名。當中應役的工匠，是「存留」形式在當地公役的輪班匠，輪班匠戶役屬於「機籍」，是染織局根據機籍僉補的工匠，每年要織造緞匹以供國用。另外還有一般的輪班絲織工匠，是屬於「匠籍」，三年一班供京師一季，其餘時間在家裡為市場生產，與當地織局無涉。
蘇州織染局原本主要供賞賚用的歲造，每歲造紵絲13534匹，閏月添139匹，略高於其他府州，絲料原由屬縣交納，價銀另出，嘉靖折徵後，改為納銀。天順年間，蘇州織染除繳納歲造額數外，還要負擔加派，僅據《明實錄》統計，萬曆三年至三十九年，每年平均派織改造達18800餘匹，到天啟初年更達萬曆年間的三倍，蘇州是其中派織最多的地區，其派織量是原歲造數的兩倍半，倘若在計算派織龍袍所需的料價銀比歲造匹多五倍，蘇州實際負擔要比原本要高十倍。
由於織染局要負擔高額加派，反而將歲造委託局外生產，出現了民間領織的制度。領織制最遲在成化十九年就已出現，當時次數不頻，數量也不多，後來成為常態。在嘉靖二十六年的〈重修蘇州織染局記〉中明確提到民間機戶到府領織的事，並說明在局工作的人匠已未從事歲造。領織分為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機戶到官府領取織料，代織成匹，完成後領取公價；另一種是領取價銀包織，領銀時間又有先後之分。第一種是屬加工，第二種是訂貨，大多領織都是以第二種
形式進行。
領織者的身分有官織戶、民機兩種，前者是派織量未超過歲額時，由官府依據局籍身分，委託官織戶領織；後者是當局籍工匠無法完成織務時，只好委託民機幫忙，不時有收頭機戶，以攬頭人的身分從中包攬牟不法之利。領織緞匹的料價通常較高，但機戶不免遭到奸胥苛扣，以致機戶實際上並未獲得較好的利潤。機戶的待遇視價銀籌措的難易，以及督織者的身分而有所不同，若料價籌措無方，或是督織為內監，機戶往往苦不堪言。
清代官營僉派和買絲招匠制
清代蘇州織局在順治三年由陳有明恢復經營，起初雖仍沿用領織制，但在翌年改回集中由織局生產。陳有明僉派的方法是按機杼酌定人數，並且要慎選機戶派給，實際上卻不論是否為機戶，盡擇殷實之家僉派，奸胥借端科歛，使許多人戶破產以求脫免。至順治八年後稍有改善，僅選擇蘇州一帶機戶中殷實者，僉派人戶從官局領取用於織造的絲後發給機匠，但絲斤不足或未備，則由僉派人戶負責供應，且其他諸費不在工價之內，造成僉派人戶兩方賠貼。
順治八年同時也推動買絲招匠制，但在康熙二十六年才落實。買絲招匠是由織局預買絲斤，通過領機機戶雇募匠役在局內按式織造，緞匹由機戶繳與織局。清廷規定民間機戶承領官機，領機機戶又稱領匠，一名領匠承領一張官機，在領機之日傳集各領匠到局，當堂發撥，這種領織形式稱為「領機給帖」，領機機戶再雇募織局工匠。應役的工匠在機戶名下領取月糧，而機戶本身卻無月糧，大多從苛扣工匠月糧中得到好處，此外他們還會在家中設機張進行生產，且有優免徭役的好處，所以機戶事業往往是世業相承。
蘇州織局規模龐大，織局下設有織染（北局）、總織（南局），局內織造單位分為若干堂，兩局設有三名「所官」，其下有總高手、高手、管工等管理指導織挽的技術，技術分工極細，人數在康熙時期高達2300餘名。除買絲招匠制外，蘇州織局還採用「輪值」、「承職」辦法，前者是有特用袍服之需時，選富裕機戶織造；後者是輔助織造特定工序，不給糧而給工價。
明清民間絲織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發展
明代的絲織輪班匠，大多三年一班，班年應值三個月，餘兩年可自由織作，儘管隸屬於匠籍而須繳納代役銀兩，但整體說來比起元代還要優渥。雖然輪班織匠的人身關係鬆弛，是有利技術、品種革新的契機，但生產者能否大量生產，使絲織產業獲得快速發展，作者認為還要考量是否有利可圖。作者分析嘉靖蘇州地區的綢價每兩八、九分，原料僅為二、三分，儘管加上管理與設備費用，仍有不少利潤，倘若走私外銷，獲利更達十倍以上，能夠致富的動機鼓勵絲織業者增加生產規模，進而成為資本家。高利潤使少數產品精良，或是經營得法的生產者上升為絲織業主，雇用工匠擴大生產。
明代手工業作坊內的工匠工價是「日取分金」，清代則進步到「按件而計」，且視巧拙增減，工價之外，更按常例領取酒資。雍正十二年，蘇州還爆發工匠抗資，要求增加工資的行為，可見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間的矛盾。
在嘉靖、道光年間，蘇州民間絲織業以「領織制」為普遍形式，機戶將絲交給機匠工織，機匠在家訪織，其收入相當微薄。在江浙等處，購買絲料發給機戶領織，而本身不營機業的人稱為「帳房」。明清民營絲織業者生產方式走向這樣變化的原因，作者認為是利潤降低所致，嘉靖年間絲織利潤有200%，康熙中期仍有160%，在乾隆中期驟降為85%，到道光時期僅剩22%。利潤急遽下降，為擴大生產增加困難，故以領織方式節約廠房、設備、管理人員。另外，牙人的包攬了商人與機戶間的供銷事務，切斷了機戶市場的關聯，限制機戶銷售成品的自由，也是原因之一。
摘自：范金民，〈明清時代蘇州絲織業生產形式和生產關係初探〉，收入洪煥椿主編等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8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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