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義的〈從明一條鞭法到清一條鞭法〉[1]指出明代一條鞭法只是各地試行，未能克服田賦、差役、丁口銀三項分徵的現象，實際上是多條鞭，到清代以後才整合，各地執行情況趨於一致，實現真正的一條鞭法。
明中葉以後，賦役制度敗壞，百姓逃戶、地主隱匿田土，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官方推行了一條鞭法，嘗試改革役法，削減官僚豪紳地主的特權，但改革限於四差，農民和手工業者並未從中獲得太多好處，故改革並不成功。到了清代以後，用銀更加普遍，諸多因素打破了封建階級，使人民社會地位較為平等，享有優免特權的地主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般地主，以及雇工人變成自由雇工，清一條鞭法改革不限於四差，各種力役之徵都被包納，削弱了人民與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讓農民、手工業者、商人都受惠，改革較為成功。
明初徵收夏稅秋糧，以戶丁資產為編役標準，按戶等高下分等則，派重輕各役，丁口需納米錢。明一條鞭法與徵收兩稅的不同地方有四點：
一、明一條鞭法除少數地區兩稅合一，其餘地區仍維持夏稅秋糧，條鞭之外仍要繳丁口銀。一條鞭法對役法的改革是「捨資產而括田地」，以丁田或丁糧多寡為貲役標準，不論資產的構想是源自於「均徭法」，明初編造黃冊，以人丁事產編徭役，後來差役日繁，另編均徭文冊，其不論資產，僅以丁糧為編徭役的標準，這樣利於計算的優點被一條鞭法所吸收。南方地區相繼從資產定戶等則改為按丁田來訂戶等，但丁糧多寡互異，仍會形成負擔各甲不一的情況，於是南方地區又有對徭役改良的「十段錦法」，將一縣丁田均分為十甲（或稱十段、十班），每年由一甲應役，輪役之年，此甲有餘則留供下甲﹔不足則從他甲提補，十段錦法改變了各甲論戶不論田數、丁數的作法，具有與一條鞭法類似的精神，北方到了嘉靖中期也加入了按丁糧編役的階段。此外，城市中的商人、手工業者、作坊主則分成三等九則，根據丁、資產編役，徵派商役。
二、徵收兩稅時是採取分徵，差役分成里甲、均徭、雜泛以及若干名目；賦稅則分為夏稅、秋糧，按官民田分徵，並徵收絲、絹、棉、麻等農產土貢，種類繁多，徵解手續也不統一。而明一條鞭法則對將各項目條鞭化，但不是全部合一，差役有差役條鞭、田賦有田賦條鞭、丁銀有丁銀條鞭、收解有收解條鞭，《客座贅語》中提到：「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有些研究認為這是糧差合一，作者發現並不是如此，此只是差役銀隨秋糧帶徵，並沒有併入田賦而上繳國庫。
三、徵收兩稅時以黃冊照戶則編役，里甲既是催徵錢糧的組織，也是僉派差役的單位。而明一條鞭法以州縣為計算單位，「均徭法」首先把編僉差役的權力從里甲組織轉到州縣官上。明中期以後，為支應官府，又徵派里甲銀，而里甲銀和均徭銀改由州縣編派，與驛站銀、民壯銀合為「四差銀」。由州縣官吏編派差役，是有利條鞭化的條件。
四、徵收兩稅時的徭役是十甲輪充，而明一條鞭法以均役為目的，合一年丁糧充一年之役，另外也設櫃，讓民戶自封投櫃，免去里甲長包攬之弊。
雖然明一條鞭較徵收夏稅秋糧更進步，但是最終仍未能成功。作者分析失敗的原因有三點：一、雖然農村實施一條鞭法，但城市仍徵收兩稅。而一條鞭法只解決四差，四差之外的力役並未解決，導致民眾既繳納四差銀，又不免差役，負擔反而更重，且官府在徵四差銀後，又找藉口徵役銀，民富反而受改革之害；二、明一條鞭法罷除十甲輪役法，但沒有廢除里甲制，官府仍要找里長、甲首辦事，使民戶不但多出四差銀，又要如舊供應官府所需，里長、糧長諸職名亡實存；三、自封投櫃看似小民有之利，但需要徵櫃投來當差，等於又多一項重役。
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改良了一條鞭法，使改革從試行進展到完成，並獲得成功，清一條鞭法的內容如下：
田賦方面，實現田賦和農產品的普遍改折，夏稅秋糧合一徵收，貫徹官民田一則化，這也有利於將丁銀、土貢物料折銀攤入田畝。
差役方面，廢除商役，只徵商稅，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四差銀逐漸被攤入田畝，實現了賦役合一。而若需要修水力、城倉等工程，清代將這些僉派力役改成雇工，將無償的勞役變成雇傭勞動，也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清代更確實實行了自封投櫃，改由單為滾單，單上註明田地、銀米、春秋應繳若干，發與甲首，一次滾催，使民戶易於了解繳納錢糧的數目，後來更推行保甲順莊取代里甲舊制，改按村莊徵收錢糧。運送也由民解改為官解，免去民戶賠累，落實官收官解。
丁銀方面，明代除少數州縣攤丁入地外，一般州縣都獨立存在，不在條鞭範圍內。而清代將丁銀條鞭化，將丁銀和田賦合稱為地丁銀，康熙五十一年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丁數固定在當年數額上，進一步為攤丁入地提供有利條件，無地農民不再有丁銀負擔，富戶也不能有特權而需要多攤。
土貢物料方面，原本需要民戶運料達部，往返費時費力，其雜費更多於物料費數倍，清代也陸續將此改折，攤入田畝之中。
最後作者認為清一條鞭法實施後，國家之於人民的依附關係降低，人口可以流動到邊疆、內地開墾，或進入城市從事顧傭工作，皆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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