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壓力的問題可分兩個方面討論，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係；二是人口壓力下，同樣土地投入過多勞力，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業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三零年代卜凱、翁文灝、陳長蘅等學者曾估計中國耕地面積只佔國土的8%，還有20億畝以上大量待開發的土地，雖然這樣的估計過於樂觀但諸如拋荒、墳場等土地未合理利用，以及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平均農戶耕地下降的程度不如平均人耕地那麼多。而耕地需與耕作能力相適應，1946年統計江、浙兩省農戶平均每戶有耕地16.9畝、13.2畝。明清農書多提及一個農夫約能耕10畝，李伯重、費孝通、黃炎培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除牛耕者外，一般農戶耕作能力在10畝上下，故以耕地最緊張的江南地區而言，與傳統的集約化耕作相適應。
人口與土地的關係，波斯坦（M.M.Postan）認為人口增長超過土地承受力時，會發生人口下降的「自我調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歐洲是農牧一體，反觀中國的農業區與畜牧區是分離的，農業區除種植外，就是手工紡織業，基本上不會用到土地，即使是種棉、桑、麻等原料，也可以透過手工業成品與外地交換糧食。以農業生產而言，作者認為重要的不是耕地面積，而是播種面積，因為中國農業以復種見長。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只是種植的自然關係，還包含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諸如佃農與地主的租佃關係、農產品商品化等等，皆影響勞動力與土地的關係。總之，人與土地的關係不能光看數字，要注意各種數字之外的因素。
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在人口壓力下，投入更多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進行的，作者贊同黃宗智的看法，將一個有剩餘勞動力的小農投入他的田產裡，儘管只能獲得較少的邊際收益，卻可以獲得很大的邊際效用。況且這是理論上的情況，實際上耕地面積是增長的，通過人口往西部、東北流動，對人口高密度地區有舒緩的作用。而在最密集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的集約化耕作不是靠投入人力，而是投入資本，例如使用肥料。作者認為小農經濟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不會浪費資本與人力，農民不會不斷地將剩餘勞動力投入土地，而產生「五個人幹三個人的工作」的情況，尤其在近代社會，剩餘的人力可以從事手工業或到外地尋求出路。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總有效用，否則不會存在。
摘自：吳承明，〈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2（北京，1989），頁63-77。本文只摘第三節，前二節的重要數據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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