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史學方法相關的論文,許多人都會引用「史無定法」之說,此說應係來自余英時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詞〉[1],余英時認為史學研究法除了傳統的文獻學、訓詁學外,更應該借鏡地質、考古、心理史學等各個學科的分析技術,他說道:「我們這樣的分析並不是要證明史學沒有方法論;我們只是要指出,史學的確沒有固定的方法;在技術層面上,史學是在不斷地吸收其他各有關學科的方法為己用。」

但是使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仍要考慮其侷限性,如心理史學的失敗之作多於成功之作,所以余英時又提醒道:「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考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耐心地摸索。」

後來讀明清經濟史,讀到中國學者們的著作,他們也會引用「史無定法」之說,但出處不是余英時而是吳承明,至於出自吳承明的哪篇著作,就不太清楚了。就我的閱讀經驗,應該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吧!文中吳承明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許多,而經濟史應力求具體,不可墨守馬克思史學的教條主義,並說道:「我國早有『史無定法』之說。我贊成此說。這當然不是說可任意判斷,而是說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採用不同方法。」主張方法論有新舊之分,卻無高下之別。

若按此看來,兩人闡述之理念相同,但因所處的環境殊異,而舉例有所不同。按時間論,余英時此說早一些,吳承明則認為此為中國古有之方法,但兩人不約而同都提出「史無定法」之論,也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1]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詞〉,《史學評論》,1(19791)。後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2]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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