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的〈「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一文分為三大部分[1]，作者首先對「宋代經濟革命」的成說提出質疑，而後以「選精」、「集粹」檢視學界對於「宋代經濟革命」所產生的誤解，最後檢討材料取捨之偏差，並提出克服方法。
1957年宮崎市定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宋代超越西亞，位居世界前列，直到西方文藝復興後才落後。1973年伊懋可(Mark Elvin)亦提出類似的理論，認為中國在唐宋出現經濟革命，麥迪森(Angus Maddison)用經濟學的方法計算宋代人的GDP，顯示北宋出時期GPD從唐代的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比起同時期的歐洲還要高100美元，這種優勢一直持續到18世紀才被超越。此類「宋代經濟革命」的論點各國學界都曾提出，伊懋可總結宋代的經濟革命，認為其包括農業、水運、貨幣與信貸、市場結構、都市化、科技技術等因素，斯波義信的論點亦與此類似。作者認為宋代在前述各方面都有重大變化是無庸置疑的，但應該重新檢視這些變化對宋代經濟實際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作者首先界定「經濟革命」的定義，認為不但「量」要增長，「質」也要發展。而農業社會中，經濟的成長取決農業的變化，故農業必然要先革命才會有經濟革命。檢視伊懋可、斯波義信的理論，他們皆把農業革命置於首位，且認為在各經濟區中江南地區的發展是全國最高的。換言之，「農業」與「江南」是宋代革命說的重要基石，作者便從這兩點提出質疑。
前文提及，經濟革命必須要有質的發展，對於宋代技術的革新，大澤正昭總結四個方面，包括水利田（圩田、圍田）的開發、占城稻的普及、人口增加帶動稅糧增加、出現高水平的農業書籍。此外，宋代畝產量的研究亦顯示江南糧食畝產量較過去更為提高，保守的估計北宋約有1至2石，南宋則有2至3石，漆俠的研究更高，他估計江浙地區畝產量在宋仁宗時期約2至3石，南宋初年有3至4石，末年達到5至6石，與明清時期相差無幾。若以漆俠的研究來估計，一個農戶一年可產180至300石米，江南人均糧食消費量約每日1升，則只需6至10%的農民就足以供養整個社會。
綜觀這些研究，可得出宋代技術有重大進步，使生產率大幅提高的結論。然而作者認為這些研究可能並非反應事實，如圍田大量興建只是濕地開發的初始階段，產量並不穩定，江南的乾田化要到明代才開始，占城稻在江南亦未普及，至於《陳旉農書》雖然代表高水平的農業著作，不過也不是江南普遍運用的技術。作者再依自己的研究觀察，指出江南的農業發展趨勢是漸進式的，並沒有革命性的突變。此外，畝產量研究，斯波義信、方健的研究可能是較為正確的，大約在1石左右，南宋人程公許說：「姑蘇產甲兩浙枝邑，常熟復甲姑蘇。」如果名列前茅的常熟都只有1石左右，其他地區也不至於到2石以上。
作者分析會有這樣的誤解，可能是方法上的錯誤，有些學者是用「選精法」，從眾多有關史料中選擇一、兩條據信且重要的，以此來概括全面，除了畝產量數據的史料擇取外，占城稻、江東犁的重要性也被擴大，如何炳棣指出南宋時期的蘇南、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是占城稻的主要傳播區，其對該地糧食生產有明顯影響，但據斯波義信收集的材料顯示，當時的占城稻住要種植在「高田」上，非大範圍的普及，且對於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而言，耐旱早熟的占城稻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而漆俠對於江東犁有著極高的評價，認為其使農業趨向精工細做發展，但從材料來看，尚未發現普遍使用的跡象，陳恆力與游修齡的研究反倒認為太湖地區土壤黏重，牛耕犁淺又不均，效果不如鐵搭。
另一種產生宋代經濟革命的誤解是「集粹法」，即對發生於一個較長時期或較大地方的歷史現象研究時，收集有關的各種史料，加以取捨，選擇較有代表性者，以勾勒出重大歷史的全貌。例如閔宗殿篩選宋代太湖地區的畝產量，摒棄極端的數據，挑選范仲淹、陳傅良、高斯得等人的估計，取中間值而得出2.5石的結論，但前述諸人所言，不一定是反映全太湖地區，將範圍擴大後，數據就失去準確性。又如梁庚堯將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等學者對宋代農業技術方面的進步做綜合總結，認為南宋人口稠密地區的稻作技術包括：整地犁、耙、耖兼用，播種則先催芽、育苗後才移植秧苗至田間，且重視施肥、除草，使用水車等灌溉設施。這些技術確實是南宋水稻栽培的精華，但是作者認為這些技術卻是出自不同區域，梁庚堯忽視了空間侷限性，把各地區的最佳技術集中在一起，所以才得出南宋精耕稻作達到純熟的結論。
作者認為學者在史料的取捨上，皆相信自己的資料具有代表性，其標準不外乎是依據某種成說來選取，或是採取中庸的方法計算平均。但前者不免有先驗性，結論在先，論證在後，所以很難客觀，而後者可能會有空間或時間分布不均，或是記錄本身的質量問題，所以也很難反映真實。「選精」與「集粹」導致分明是同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卻天差地遠，如宋代的畝產量多寡，斯波義信與漆俠的數據就差了二、三倍。這樣的錯誤不止於宋代經濟史的研究，是故作者認為只有能夠反映現象侷限性的例證才具有代表性，而歷史現象不應被普遍化，若將其脫離具體環境，就會破壞事物的整體性。最後，作者援引吳承明的「史無定法」之說，指出必須取經濟計量學、區域經濟史等其他學科的方法，依條件之不同，而採取不同之方法，才能避免研究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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