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清的商業訴訟，一般有兩個印象：一、官府漠視，商人無奈，有些牙行會與勾結官府，客商非到必要時刻，不輕易打官司；二、晚清以前，中國沒有商法、民法，就算告官，官府也會亂判。而講者以1882年出版的《影響中國人的商業法律》澄清，該書其中一段提到，若以中國沒有成文商業法典，就以為中國沒有任何商法，係常見的錯誤認識。講者表示，在成文法之外，政府頒行的許多詔令，以及各省的省例中，皆有不少針對商法的有用裁決可以作為依據。固然不乏有官府亂判的案例，但依地方、時間差異，各有不同之情況，不宜以有／無的二分法劃分。講者再舉了兩個反例為證：一、王肯堂的《律例箋釋》記載一個法條，內容是禁止江西人跑到北京打官司，這條禁令可以反映有很多江西商人愛打官司；二、王士性的《廣志繹》提到江西商人好訟，並補充此風氣是來自徽州商人，說明不同地區的商人會互相觀摩、交流訴訟經驗。
明清中國處理商業交易，有兩項法律原則可以依循：一、禁止把持，即強調政府須維持市場交易的公平，在經濟事務上力求平均，在一些行會意圖壟斷市場的訟案中，官員會以禁止把持與保持小民生計間權衡；二、從《大明律》到《大清律例》，亦皆有關牙行與埠頭的規範，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秩序會慢慢發展出。，而十六世紀後，商人漸漸有了職業自覺，自身重視賈道，到十八世紀政府重商以利農的政策，使商人的地位與重要性提高。
商稅對於地方行政有巨大的幫助，故在商業發達的地區，地方官員保護商業的誘因是具體存在的。十八世紀，政府曾公布一連串解決商人債務問題的相關條文，不少收錄在《大清律例》中，乾隆二十三年公布的《牙行清欠控追》把商人、牙行有無過失的問題寫入法條內，對於故意欺騙者給予較重的懲罰。曾經有英國商人到北京告狀的例子，可知《牙行清欠控追》的確有在運作。此外，地方官也會自行訂立省例，以降低牙行與客商間的債務糾紛，乾隆元年江西曾印製「行店聯單」，要求交易時填單作為憑證，但商人往往害怕多繳稅而不願填，最後江西官員則主動調查牙行的財務狀況，公布無法繳交牙帖稅的牙行以提醒客商。講者再舉一個例子說明官商關係密切，兩淮鹽商李煦曾向康熙借款，賺了不少，再連本帶利還給皇帝，康熙五十六年想再借，康熙的批文回覆是「萬萬不得」，不過實際上可能還是有借，只是不能明說，這亦說明在十八世紀時，官與商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密切的關係只能在檯面下來往。直到晚清，為了要發展經濟，與洋人抗衡，原本的官商界線才逐漸弭平。
會館、公所等商人團體主要是由成員捐款所成立，他們在商務的行政上有具體的作用，有一則客商與牙行因度量衡發生糾紛的案例，最後江魯公所主動向官方申請公制砝碼和準秤放置在會館內，並請牙商採用，如此牙商就變得很難不同意。雖然中國在清末才出現「法人」的相關制度，但是已漸漸演化出類似的規範，如《嘉應會館碑記》中對於管理公產、資金運作、成員交接都有詳細的規定。不只是公產制度演化，商業習慣也有所演化，1736年松江府的棉布商標訴訟案，官府承認了商標可以租、頂、售的商業習慣，讓商業習慣變成商業規則。
伴隨商業訴訟的專業化，出現了幕友、訟師等法律專家。幕友是官員的好幫手，特別是處理錢穀、刑名專業的幕友，酬勞尤其豐厚，汪輝祖曾提及松江有位本領高強的幕友，年酬沒有三百金則不願受聘。至於訟師，往往受到官員厭惡，固然有些訟師胡作非為，但也不全然是負面人物，許多訟師在鄉里相當有名望，對於法律知識也十分講究，常有「秘本」，力求官司之勝訴。
本文摘自〈學術前沿論壇學者講座〉，收入唐力行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第四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3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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