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 是中國最底層的地方行政單位，其下的社會秩序是由鄉紳、地方菁英結合社會的力量所維持。本文先簡略回顧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相關研究，作者認為過去研究多強調 地方菁英的自主力量，卻忽略了對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置問題，然而明末時人也曾討論過該議題，故文中以幾社諸子對地方制度的各種興革意見為中心，探討其改革意 見中所隱含的社會現象。
明末的結社風氣盛行，其中又以江南地區為最。本文次而介紹幾社的成員與文社風氣，作者分析幾社人物較少涉入政治紛爭中，以研討制藝文章為主要活動，並關注晚明的地方社會與政治制度。
萬曆中後期，邊區與沿海騷亂漸起，對地方與中央形成極大的威脅，這些動亂發於地方，但地方卻沒有消弭亂事的資源與力量，陳子龍認為原因可能來自財政上的困難。而其他幾社士人面對時代與社會，也紛紛提出己見，喜論政、談時務。這樣的風氣與中央控制力減弱，以及思想風氣活潑有關，且崇禎年間，官方對此也加以鼓勵，崇禎帝屢次下詔求言，包括了夏允彝、陳子龍等幾社成員皆曾應詔，提出各種獻策與主張。不過陳子龍亦認為獻策之人應提出制度性、根本性的建議，否則黨同伐異，恐反有負面效果。
明代取消元代的「路」，採「省─府─州縣」的體制，並將「省」的行政長官之權分析為三，分設布政使、按察使、督指揮使，並不定期派監察御史赴直隸與各省巡查。到宣德、嘉靖以後，監察御史的職能過擴大，具有考核官吏的權利，而地方事務日增，分巡道、分守道日益增多，變得像是「省」與「州」之間的中層行政機關。幾社的成員即曾對此地方行政體制的改變作討論，陳子龍更認為比起東北建州、寇盜，社會中潛在的威脅更應該要注意，故其認為統治者應該要增加地方自我防衛的能力，及透過地方守令設法控制社會上游離人口。幾社其他成員亦有類似的構想，如李雯即以守令為出發點，討論制度的改革與調整。在他們的觀察中，地方行政制度的問題出在中央派遣的監察機構不斷擴大民政職能，而萎縮監察職權，各地的分守道、分巡道數目增加，形成一郡兩太守的現象，造成地方行政首長疊床架屋的情形。這代表的不只是行政制度上的問題，其實也顯現中央對地方社會間的隔閡。
幾社士人的對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議論還有另一個重點，及地方官的選用與任期，他們認為唯有破格用人，並使之久任一地，才能改善當時的環境。不過這樣的想法牽涉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作，很難付諸實現。於是幾社成員以更實際的方式，透過編纂縣志，建立一套地方官的為政準則，本文接著以夏允彝纂修的《長樂縣志》為例，從其內容探究地方行政的理想。《長樂縣志》由曹學佺作序，序中認為地方志應該要記載近事，讓州縣官得以因時因地設治。《長樂縣志》頻繁地出現知縣的舉措，這即編纂時有意建立良吏傳承，將行政經驗延續的表現。另外，從《長樂縣志》中關於海防、地方防衛、賦役制度的記述內容，也可看出夏允彝對地方問題的關心所在。
總而言之，從幾社成員獻策，以及編纂的《皇明經世文編》、《長樂縣志》的行為中，可看出他們對於地方行政制度弊端的思考，這樣的風氣也是晚明社會的共同現象。在探討清代地方制度改革時，不能忽略晚明士人對相關問題所產生的效應。
摘自：何淑宜，〈制策與獻策──以晚明幾社的地方政治議論為中心〉，《中國史學》，22（2013），頁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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