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康的《明代商賈與世風》一文[1]分為十五章，前七章以商賈為中心，探討商賈勢力膨脹的原因、經商方式、婚姻等等。後六章集中在社會的變遷，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以及商業上的詐騙與強盜，在最後結語的部分則探討小說作為史料的意義。
沈萬三與余子俊：抑商政策的興衰
本章以沈萬三秀被流放的例子討論朱元璋重農抑商的政策，明初商人的地位也被歸為社會底層，衣著、器皿都有相關限制。為了防止商賈勢力過大，商業活動受到嚴格的管控，經營商鋪須到官府登記，成為「市籍」。外出經商需要政府批准，領取官府簽發的商引，商引上載明貨品與數量。每個商引付銀一錢，但受到官吏層層壓榨，往往須付出十倍以上的代價。一旦被查獲無商引而經商，重則有殺身之禍。
可是到了明中葉後，壓抑的政策已無法抵擋興盛的商業活動，連北京城的刑部衙門、紫禁城旁都有貿易市集，尤其紫禁城旁的「內市」還專賣高檔商品。成化二十三年，兵部尚書余子俊曾以盜賊猖獗為由，進行居民搜查，沒有商引而到北京的人紛紛被逮捕，北京監獄一下子就人滿為患，但連合法的店鋪也都關閉營業，一則因店中夥計或被抓、或避風頭去了；一則也有抗議的味道。後來造成全城的大騷亂，還有民眾朝余子俊丟石頭，由於適得其反，搜查事件只好草草收場。京城商業的繁盛可以看做是全國的縮影，朱元璋頒布的命令在一百年後已經成為一紙空文，再也無法真的實行了。此後，商業活動又繼續的發展，商賈、商業活動成為社會上重要的角色。
盜賊、稅官與牙行：經商的困難
商賈最擔心的就是在旅途中遇到強盜，有時候甚至是被同行，或是驢夫、船工所害命，小說中常有類似的題材，告誡商人要慎選雇傭對象。因此商賈也須學會藏銀的本領，例如苧麻商人把銀包在麻內，海鮮商人則藏於漁貨底下。政府雖不提倡商業，但盜賊會危害社會治安，故在打擊盜賊方面，官商的立場是一致的。
不過，在維護治安外，朝廷對於商賈就不太友善了。除了書籍等特定商品可以免稅，其餘貨品要徵商業稅，逃稅者要受鞭笞之刑。按規定是三十而取一，但是稅官腐敗，總會巧立名目剝削商賈，原本既稅之物不必再繳，可是許多稅官還是強行徵稅。
商旅與牙行關係密切，一般都是將貨品批發給牙行，再由牙行轉賣給當地零售店。長期的經商過程中，商賈往往會與固定的牙商配合，有時商賈未待貨物售完，就趕作另一批買賣，貨銀就留待下一次收取。牙行給行商提供便利，並從中取得一些利益，這樣也可以加速的資本的周轉。但有些牙行會欺壓人地生疏的行商，隱瞞有利的價格波動，從中侵占行商的利益，有些牙行會要行商承擔損失，甚至賴帳。行商經營有許多困難，坐商也沒有比較輕鬆，在城中經營商鋪，逃不了官員、皂吏的勒索或被刁難，派任苦差。《醒世恆言‧張廷秀逃生救父》記載蘇州商人王憲本是玉器鋪坐商，被指派為「白糧解戶」押送糧船，為了如期抵京，負擔不少運輸費用，又忍受沿路官吏的敲詐，不料返鄉不久後又再度被點為「白糧解戶」。
商賈的婚姻與家庭
商賈的社會地位較低，又常離家在外經商，即使家財萬貫，在組織家庭時也受到歧視，許多人恥於與商賈之家結親，在《古今小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連妓女也有類似的思想，他們平日樂於與富商周旋，在考慮從良時卻未將商賈視為第一目標。
由於娶妻不易，山西晉商有「娶空房」之俗，即不待子返，便為之納婦於家，使得新郎不知新娘樣貌、品行就已娶進門的事體。在成立家室後，由於長時間分隔兩地，小說中常有妻子移情別戀，與人勾搭害死丈夫的事，或者是丈夫歸家時，帶著一個從良的娼妓。對於長年奔波在外的商賈，不乏有人在發售貨物處再組織一個家庭，同時把妓院當作是精神的寄託之處，這往往會導致家庭生活中的矛盾，明中葉以後社會風氣的敗壞，也可以從商人數量的膨脹來考察。
商賈的經商情況
小說中常描寫囤積奇貨而發家的商賈，而故事中的商人不是一病而亡，就是貨品被盜賊一夜搬光，這也反映了人們對商賈的憎恨。不過也不乏受到讚揚，富有商業道德的商賈，《醒世恆言‧徐老僕義憤成家》中的男主角從事商業買賣，隨機應變，聽到漆、米有利潤，便從事這項買賣，且他資本周轉快，又打理好牙行，幾次經商後就賺大錢，這大概就是馮夢龍理想型的商賈。《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的父親原是藥材商人，雖然故事中西門慶累積資本的方式是利用婚姻，但其實他經營也十分精明，一手包辦行商、坐商、牙行的工作，到他死的時候大約累積了十萬兩的巨富。明代中葉以後，確實有這樣大資本的商人，山西、徽州、新安的商幫都是典型的例子。許多人紛紛棄農從商，不但是逐利心態使然，商人無田而免差的不合宜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早期的商業資本累積在少數幾種商品上，主要是糧、布、鹽，雖然本意是賺取利差，不過對於各地供需也起了調劑作用。至於坐商則常提到開生藥鋪、當鋪、銀店，提供醫藥、典當的服務。隨著商賈人物的增加，相應的行業也隨之興盛，包括酒樓、茶館、裁縫店、租衣行等。以至於到明後期，各種東西都有可能作為商品販賣，如士子必作的八股文，當時就有人將會試中試的卷子匯編成冊。此外，還有一些商賈進行海外貿易，雖然高利潤，但風險也高，財力雄厚的商賈便組織武裝貿易集團，甚可與官府抗衡。
商賈們相信發財與否，與「旺氣」有關，曾有一則故事假借劉基之口，指出聚集「旺氣」的重要性。而在迷信方面，小說家筆下的商人故事，總圍繞著因果報應，訴說商人取得不義之財後的悲慘下場。但商人們也依據需要，開始了自己的造神運動，所以也有許多故事是商人因為神明保庇而賺錢的，這可視為商人不滿足當前的社會地位，有意透過故事彰顯自己的主宰力。
士與商
商賈在經商的重中，不免要與官員打交道，因此官商的關係是很耐人尋味的。有些官員為了滿足私慾，會向商人敲詐，如何良俊記載嘉靖年間南京的官員設宴多攤派給店家辦理，卻要要求物豐價低。而商人奉承官員也為了自己的利益，包括逃稅、包攬買賣、航運特權等等，此從《金瓶梅》中西門慶勾結官員的種種情況可以略知一二。
商賈與官員一旦結合，可以快速累積財富，收買官員只是一時的手段，商人自己也透過「捐納」進入官場，或是培養子弟讀書，讓各級政府中擁有代理人，經商就能無往不利。另一方面，世風轉變，讀書人本身也有意往商人階級流動，當時許多有關於商賈的故事中，商人的出身竟許多是來自書生，其中固然有巴結富商、斯文掃地者，但這也不全然是負面現象，有些書生出身的商人改行不忘本業，對於商人水準的提高有一定的貢獻。
突破等級體制
朱元璋曾規定各種等級的人都有各樣的衣飾、屋宇，以表現尊卑有序。在服飾方面，商賈的規定尤嚴，只能穿絹、布、雨天不許戴帽，使得早期的商人不敢以服飾炫耀，但成化年間「馬尾裙」大為流行，衝擊了明代呆版的服飾，由於造型太過新穎，遊走祖制邊緣，弘治初年的禁止令竟是以官馬被拔鬃毛，恐誤軍國大計為由。後來服飾的變化也喜歡走法令漏洞，衣服上繡有一些未規定的動物，顏色上做細微的調色，朝廷也放棄了對此的控制。
在飲食方面，顧起元的《客座贅語》記載正統年間南京的飲食還是簡單隨興，後來漸漸的多了客套儀式，到弘治年間的民間請客，動輒要花五、六小時才散會，宴會時總要聘請一批梨園優伶來唱曲，較大規模的宴會還會請來整個戲班，而桌的菜餚水果，不但多且豪華，器皿也是精緻無比。聚會敘情的目的退為次要，排場才是富豪主要彰顯的，彼此間還互相攀比，此可從《金瓶梅》中西門慶宴客的記載窺知。無論商賈，連張居正在奔喪途中，也曾抱怨菜餚不合胃口，嘉靖時期的浙江布政使莫如忠也曾因未妥善款待胡宗憲，而被胡宗憲以犒軍為由勒索十萬兩銀子。
在住宅方面，到明代中後期，工商業者為了擴張營業而改造舊屋，一則故事中記載申時行曾經想要擴建宅第，周圍有一戶賣梳子的不肯搬遷，於是申時總在人前用該戶的梳子，最後該戶賺了大錢，自然就去他處建造新宅了。商賈在貿易發達後，常蓋僭越等級的豪宅，小說中西門慶的住宅無論是外觀、擺飾都是極盡華美。
在移動方面，原先乘轎也是有相關規定的，只有三品以上官員才能搭乘，可是明中後期，下層紳士、商賈、妓女出外玩樂，都以轎子為交通工具，朝廷曾屢次重申禁令，成化到萬曆年間，等級低的乘轎人看到等級高於自身的人，總會下轎躲避，但不到幾年就故態復萌，這樣陳舊的規定已無法被遵守。會如此氾濫的原因，大概與退休官員重視排場，又將乘轎風氣帶入民間所致。
商賈恃財挑戰禮儀制度，與金錢至上的觀念流行不無關係，五倫的綱常亦受到動搖，《二刻拍案驚奇‧懵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生助師得令終》中的高愚溪沒有了銀子，在三個女兒眼裡就變成無用的老厭物。許多小說中也寫到女子以財擇婿，《二刻拍案驚奇‧程朝奉單遇無頭婦，王通判雙雪不明冤》中的李方哥為了銀子，教唆妻子與富商勾搭。兄弟爭產也成為小說常見的題材，馮夢龍曾以描寫故人交友的情操，比照當時的交友風氣。總之，儒家的倫常觀念，受到金錢勢力衝擊而變質。
買賣詐騙與黑社會
《生綃剪》中的曹復古原也想從事正當買賣，可是半途遇到強盜，身上的錢財劫去了，只好在蘇州改賣假老鼠藥，竟然也賺了一筆，可是他畢竟原來是讀書人，所以打算賺回被劫的銀本後就不賣了。在現實社會中，並不是每個商人都有曹復古這樣的羞恥心，例如在北京城內就有利用迷信的番僧在賣假貨，稱賣的商品是西域來的佛寶，還驚動了錦衣衛來調查。不但金、銀等高級製品有假，較平常的民生必需品也是假貨充斥，如酒摻灰、魚肉灌水、鵝羊吹氣等等，甚至連讀書人用筆、墨、書籍也有許多劣質仿冒品，福建地區更是刻印盜版的中心。大家都討厭假貨，唯獨贗譜受到歡迎，暴發戶們總願意花大錢購買，與高貴的血統附會，由於真譜難得，只好退而買假譜。當偽劣商品在市場流竄時，偽劣的貨幣也同樣在流通，許多江南有許多含銅量不足的私鑄錢，最後人們甚至約定兩塊私鑄錢換一枚好錢，但國家徵稅用銀，私錢氾濫的損失還是由百姓負擔。銀雖也有許多成色不足的，但仍可以合法流通，因此在明末，辨別銀色也成為交易中重要的環節。首府徐階府邸也有熔銀的工場，其製作的七成銀手法高超，連戶部都驗不出來，於是松江府三成的賦稅就被徐階給私吞了。
賣假貨之外，詐騙也是常有的，這些行騙者熟悉人性弱點，又知常人怕打官司，故常能無往不利。因「妖書案」在歷史留名的皦生光本身就是個騙子，他先便宜賣玉鐲給一個縉紳，說是宮中太監家的藏物，待售出後再找人喬裝成官府的人要回玉鐲，向縉紳再索一筆錢說是賄賂官府用，後來縉紳即使知道了這場騙局，怕惹麻煩，也不敢張揚。最常見的詐騙方式是「提罐」，類似煉金術，行騙者索取銀子當作銀母，說能煉金，實際上拿了錢就逃走，一則因為崇信金錢，二則因為迷信，甚至還有人一連被詐騙數次還不覺醒。此外，利用男性貪銀好色的「扎火囤」也十分常見，詐騙的人聽聞有的人要娶妾，便來說合，有時會將貌美的新娘抽換成醜陋的女子，新郎待掀起紅頭蓋才知道受騙，或者是確實娶到所見的美女，但翌日就落跑無蹤，甚至有更遠見的，假新娘住了一段時間，摸清丈夫家中底細後再一網打盡。馮夢龍的小說中京城的騙子最多，但其實各大城市都不少，可說是明中葉商業發達後，加上道德淪喪的結果。
街坊上的光棍無賴，吸收乞丐，拉結成黨，已有當代黑社會的雛型，與騙子不同的是，騙子利用高超的技巧誘人入圈套，且多單獨行動，案發後就轉換地點。但無賴集團常成群活動，肆無忌憚的作案，成為地方上的一霸，甚能與官府抗衡，尤其有些幕後首腦具有功名身分，自然可以打通官員。《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曾派兩名小弟到蔣竹山的店鋪中討債，不但把蔣竹山打一頓，還搶走了店裡藥材，而聞訊趕來的保甲反而把蔣竹山綁起來送官，因為審案的提刑早被西門慶所收買。嘉靖年間在蘇州出現了名為「打行」的黑社會組織，提供打手指定毆人的服務。當時應天、蘇州巡撫翁大立曾整令整頓這類組織，可是都御史行署反而被鋌而走險的惡人攻陷，驚動了朝野，翁大立竟被彈劾撤職。這也反映了明末世風敗壞，社會階級的矛盾，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加上政府忙於平定外患內亂，為犯罪集團崛起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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