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從《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1]旨在探討中國商業制度與西方之差異，以駁明末為資本主義萌芽之論點。作者先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方之差異，作者認為中國社會採中央集權制，不同西洋諸國尊重人權、私產，使中國必然走向「重農抑商」。且中國幅員廣大，政府施政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由於政府介入，不讓地區超度發展，長期下來對於經濟發展至為不利。明清之際是中國金融猛進的時刻，雖不乏有傑出的商人，但在制度上仍無突破，商人的地位既未全部提高，政府的經濟政策也缺乏周延考慮，例如發寶鈔無準備，以致通貨膨脹。至嘉靖時期全面用銀，也無全面準備，多數的白銀係從日本與菲律賓輸入。接著作者從《三言》考察明代的商人組成、商人的種類、商人組織，其認為馮夢龍所寫的故事，雖人物、官名雖沿襲前朝，實為陳述時事，包括物價、物產皆為明末實況。
商人成員
明代商人多系繼承祖業，但子孫並非皆經商，常有棄商而以舉業入仕者，亦有小地主及自耕農之改業為商者。如經商成功，多會將一部分資金購置田產，成為商人兼地主，尤其是經營典當業者，尤多採取此兼業。因為商人始終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會地位低，所以成功的商人常會改業，作者認為這是中國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之因。而官僚地主也會將資金放債，成為士農商不分的混合體。
客商
客商為經常旅行之商人，每次都在半年以上，經商時不攜眷，如生活裕如，則在客處娶妾。一般客商，均有其家族相傳的固定路線，因各地方言、風俗不同，客商又多與當地牙商熟識。牙商是明代商業中不可或缺之成分，《三言》中之牙商，稱客商為「主人」，兩者間之關係除商業外，尚有超經濟之情誼，如客商患病，會加以照顧。
由於郵遞不利，又無大規模貸借之習慣，各地採購物產之商人，須親攜現款向牙行購貨。由時候客商會因臨時貨物不能全部賣為現金，而有買賣時賒欠的情況，此稱為「客賬」。然物資周轉，不是各地都可，在物產富饒長江三角洲地區，通常較方便。而剩餘資金，因無信用存款之機構，除經商及高利貸之外，只有埋藏地下。
客商旅途遇盜為常有之事，一般會專包一船載運其貨物，有時會找官人乘坐，並給他銀兩，用意在借其名號以免被官衙抽稅或剝削。因為郵遞不便利，在能夠過政府郵遞的吏員私信公傳，或托其他客商帶信，作者認為訊息不流通亦為各地物價不正規之一大主因。
明代商業以小規模高利潤，不定期運貨，而各客商間無直接競爭為原則。總體來說，明代的商業資本有限、信用未展開、安全無保障，非利潤高商人無法從事，商業發展不能與現代社會情形比擬。
坐商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明代商人除鹽商及木商外，罕有批發商。坐商商業經營仍不出傳統方式，其經營必仍以零星收購零星販賣為原則，既不往出產處收購物資，對收購物資之客商又無所統治。且坐商之資金欠集中，此可從商稅規制中窺得，北新關在杭州城市內外課稅於各行商，如果批發貿易發達，則稅收無待於針對零售商行。當坐商之資本擴大時，多轉為獲利多而冒險性小的業典當。
商業組織與商業資本
在商業組織方面，《三言》未提及兩人以上之商業組織，仍以客商單獨經營之事蹟為多。然而明代客商之合作，多為少數幾人合同經營，共同投資者全賴彼此熟識，而無法將事業盈虧，托第三者代管，故雖現代股份公司之雛形，但始終無發展為股份公司，取得財團法人地位之趨向。合資經營，人數甚少，本金亦為小規模，年終得利，勢必瓜分，為當日營業之常態。
在商業資本方面，《三言》中有敘商人資產已相當可觀，但資本增大時，不得不借力於血緣關係以維持商人組織，這種方式成為阻礙商業之發展的因素。明末多數商人仍為小商，巨商多為鹽商，但食鹽由官廳專賣，故鹽商多為官僚資本，不能代表一般商人，且鹽商獲大利後，便利用其資金捐官，令子弟讀書入仕，使資本無擴充在傳統中國為不可能。
結論
作者認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及社會風氣拘束商業發展，政府既否定私人財產之絕對性，又無民間通信機構，加上官僚地主與強大的家族關係，都妨礙了純粹經濟力量之開展，因此資本主義自然無法在中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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