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在〈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1]一文中,首先討論中國的南北文化差異,之後分別討論蘇州、松江兩地的城市性格,最後從兩地的民情探討明代的士大夫,以及其與民眾的關係。

作者先以大廳與廚房作比喻,指出中國進入近世以後,北方地區為政治舞臺,南方地區則成為經濟要地。並認為蘇州由於有著強大的生產力,因此文化也保持著長久的延續性,使得江南地區的文化得以成為中國的領導。

蘇州原本是張士誠的屬地,在明朝成立後,朱元璋與朱棣曾多次有計畫的遷移當地富人,使江南的經濟與文化都受到了壓制,作者認為此亦養成了蘇州人一種深蒂固的反抗精神。在明中葉以後,政治逐漸穩定,外國銀圓也流入蘇州,蘇州的文化又走向興盛,在科舉上嶄露頭角。但作者認為在官場中顯達的人未必領導文化,反而是那些科場失意的人才憑著自身愛好而讀書,熱衷專研藝術,振興了蘇州文化。官場顯達在鄉里置產者稱之為「鄉宦」,他們雖與故鄉保持聯繫,但是常倚仗權利,在鄉間為所欲為,故成為民眾怨恨的目標。而那些被拒於官場的鄉里士大夫稱為「市隱」,儘管有生員、舉人等學位或某官職,但熱愛故里,與民眾同甘處,蘇州的文化便是由他們推進的。

「市隱」的早期代表是畫家沈周,後來便屬吳中四才子,其中又以祝允明與唐寅為最。祝允明工書法、唐寅則以繪畫聞名,兩人皆性格率真。祝允明在文集中曾記錄他看不慣典吏欺壓百姓,而將典吏引誘到孔廟中毆打的故事。另外,祝允明還曾在文集中描述時人喜歡將官名改以古稱,他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可是祝允明自己也常常如此,因為他常要替人寫墓誌銘、行狀等「應世之文」的關係。當時的人喜歡假造族譜,可是唐寅雖是肉販之子,卻不以為意,祝允明更不會介意與這樣沒有背景的人往來。同一個時代的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這套哲學體系與祝允明等人追求趣味生活的態度截然不同,所以陽明學雖在蘇州的周圍很盛行,在蘇州卻不流行。

蘇州的興盛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但是國法禁止人民進行海外貿易,嘉靖二十七年蘇州出身的浙江總督朱紈曾鎮壓走私,結果引發閩浙蘇等地大規模的抗爭,雖然朱紈是一個清廉的官僚,但他的行為導致經濟萎縮,危害了閩浙人的利益,因此鄉評並不支持他。萬曆中期申時行、王錫爵執掌朝政,蘇州在政治上都進入了繁榮的高峰,可是蘇州人對於宦情是較為恬淡的,受制於鄉評,他們不太會大膽行賄,比起做大官,毋寧得到鄉評讚賞。因此在王錫爵辭官以後,萬曆後半期再無蘇州人成為大學士,朝政也開始在此期走向下坡。在明中期曾有宦官、稅監仗權到蘇州欺壓百姓,都被當地的官民聯合起來抵制,蘇州一方面向官界輸送人才,一方面也由世隱和鄉評試圖對抗北京政府,是蘇州文化的特色。

在蘇州附近的松江也深受蘇州影響,蘇州的書法在祝允明之後已不太振作,松江則出現了董其昌,可以看作是文化霸權的轉移。松江因位處於交通要衝而繁榮,並以產棉著稱,吸引大量的外來工人。但是松江缺乏文化傳統,故很自然的吸收了蘇州的文化特色。徐階在內閣掌權時,聚歛故鄉的財物,後來海瑞巡撫應天十府,松江民眾紛紛托代筆人控告徐階,海瑞為此作出了裁決,命強佔土地的士大夫歸地還主,並解放士大夫家爭的僮僕。萬曆時期,張居正主持清丈民田,增加了三百萬頃隱田,擁有田土的士大夫須繳納更多租稅,自然心生不滿,遂在張居正逝世後進行報復。董其昌也曾因放縱僕童欺壓鄉人,導致其住家被生員與民眾焚毀,當時這種行為大概是模仿自蘇州,時人稱之為「民抄」,是很普遍的,也可看出松江作為蘇州衛星城市的性質。

明代的監察機構大致上是沿襲元代,但又在官僚機構外,又以宦官作為監察。宦官常假藉皇權威勢,行狐假虎威之舉,甚至把持朝政,欲奪回政權的士大夫形成「東林黨」與之對抗。「東林黨」原是陽明學的思想,與蘇州的關係不深,可是形成政治動,士大夫便團結一致起來了。東林黨運動在天啟時受到魏忠賢的鎮壓而失敗,但隨後成立的應社、復社等社團以輿論影響朝政,其中在蘇州府太倉州出身的張溥利用社團的影響力,甚至可以選罷內閣大學士。張溥注重古注,其學術思想是繼承祝允明的,復興古學的思潮到了清代又被浙西的考證學繼承下去。閹黨與東林黨的抗爭一直到明亡仍持續進行,崇禎十七年南京立福王,東林系統的南方士大夫與阮大鋮、馬士英等閹黨水火不融,黨爭程度甚至比北方還要激烈。

        領導中國近世社會的是士大夫階級,他們雖然會表現出對中央政府的抵抗,如蘇州諸生對惡官的對抗,但他們的輿論也太隨意,如王世貞曾讚賞張居正,後來在張居正倒臺時,便將這類的頌詞從文集中刪去。有時候士大夫也會被鄉里的民眾抵抗,例如著名的火燒董其昌宅地事件,可是這些民眾運動也是在其他士大夫的誘導下進行的。因此可以說,士大夫的階級不是穩定階級,有時候會團結一致,有時候又會互相競爭。明代的黨爭可反映出士大夫的關係錯縱複雜,閹黨們為了保持地位而勾結內廷的宦官,東林黨內部也有各種派系,具有嚴重的排他性。又如董其昌的事件,民眾並未達到自行爆發的地步,實際上後面還有士大夫的輿論在起作用,因此董其昌說這是「士抄」而非「民抄」不無道理,明末江南各地長出現這類似的民變,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可是一旦太過度,為害到士大夫自己的利益,士大夫又會站到民眾的對立面了。又如鼎革時期,有一支由「赤腳張三」領導的鄉兵,他們會綁架縉紳的家屬作為人質,以要求贖身費,此人便成士大夫的威脅,當新政權恢復社會秩序後,太湖的富人便設法將張三引誘而捕獲。

        最後,作者認為研究每個時代都要採取適合該時代的方法,明清研究而言,江南是一定要理解的,其中又以蘇州最為重要。把問題的焦點聚到正確之處,周圍相關的諸問題就會清楚起來,例如考察近現代上海的活動,就要從明清時期的蘇州來看起。



[1]宮崎市定著;欒成顯譯,〈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頁22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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