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記》中出現的「宗族」其義似乎與「家族」的意思是共通的，如下：
一、(十三年歲，父亡)又擇二十八日舉殯。母親不肯，叔祖立定主意，凂大伯、二伯來勸，凡親族俱來勸，余與母親俱不得已而勉從。[1]
二、(順治十二年)二伯卒于京師……時二伯母竟要將褚安立嗣，二兄夫婦不敢聲言，叔祖平日亦不喜爾，放任憑二伯母作為。宗族有貪伯母私饋附和者甚多，惟我與大兄不忍坐視，強出頭，講正理，使褚安不敢帶孝承立，少挫其氣。[2]
三、(順治十七年)母姨夫談季勳，為攻擊漕糧弊竇，被陸知縣送按台訪，受累過不得脫身。有沈養萱、葉伯皋求陸知縣出釋放文書，頃刻央人寫就，蓋印發出，此時談門宗族及親友，仍有廿人在寓，眾口交推，我去得妥，立刻動身。[3]
四、(康熙三年)是年正月十六日，大表妹到祖母家，與余同住。為吳元惹禍，被族中兄弟趕打出來，竟在伊母舅王侍元家，寄母尋我去要我請歸同住。[4]
五、(康熙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起，水山前做戲五本。五月有朱卿來下地詞告陸華海等，因其家人忽死而不使人知，暗將屍首埋藏，明占其妻為妾，故其宗族來告狀也。[5]
六、(康熙三十四年)初六日表弟爾師與建侯，因杜南乘家人起見，遂至口角相聞，親友宗族極力相勸，四日杜南乘將丁小要打輸情而稍定。[6]
以上數條的記載，並沒有明顯看到宗族組織的力量存在。《歷年記》中亦未見祖產、族長的記載。不過關於財產分配不公，或家務爭執等諸事，叔祖姚永濟往往扮演調停或是出主意的角色。
此外在祭祖與祠堂等同族相聚的場合也僅有簡略的記載，如「至明日又備禮祭祖父毋祖先」，作者似乎認為沒有值得記的地方。至於姚家祠堂，僅略載：「老宅在館驛弄，門前有照壁、旗杆、大廳，廳後即樓，共三進兩廂，原系我祖與叔祖同住者，乃曾祖所遺，後因叔祖中後各買新宅住，將此做祠堂。[7]」文中記載最多、最詳的，反而是關於家人喪禮：
(大伯死後)凡書寫告示，皆俞文叔派撥，隊伍整齊，管攝備辦等項，皆在公斟酌，設處銀錢發工食、點什物，我與大兄二兄參酌料理。先期仍開喪三日，至十六日半夜，孔孝伯同大伯祭開路神起，祭喪輿，祭大門，告祠堂，別家堂，別灶，弄到天明起靈落旒，方欲發引，天即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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