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時候,天安門前的學生才被驅散沒多久,五十餘天的運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期待,皆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至今我仍不解,是什麼樣的政府,才會將槍桿指向人民,又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阻擋坦克的路徑。慶幸的是,我生在海峽的彼岸,出生的前兩年解除了戒嚴,出生的後兩年又結束了動員戡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形容1789年的法國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對照當時兩岸的政治氛圍,再妥切不過了。

        當時的臺灣剛脫離威權,一切舊體制正快速地崩毀,新秩序又尚未健全,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新舊思想交錯的情況下長大,而我又是國編教材的最後一屆,在許多細節上還可看以到「封建的遺毒」。雖然講方言已不用再被處罰,但我們仍卷起舌兒朗誦小魚逆游而上的故事,作業簿封底亦印著先總統的訓詞。學校依然年年舉辦愛國歌曲比賽,不足十歲的學生們要一面整齊地踏步與變換隊形,還要一面高唱「我們要消滅共匪,復興中華民國!」其實當時的歌詞已經改為「我們要莊敬自強,我們要復興中華!」只是錄音帶沒換,孩童們只得跟著舊詞學唱。

        接受了國民黨的教育、國民黨的史觀,複雜的國家認同一直困擾著我。「中國」對我來說,是那樣的親近,又是那樣的疏離。生長在小小的島上,人們習以為常地穿梭在西安街、河南路,吃著溫州餛飩、四川豆腐。而地理課教的盡是從未踏上過的國土,我朗朗背誦著「朝穿棉襖午穿紗,抱著火爐吃西瓜」、「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等俗諺,看著「大陸尋奇」播映萬里之外的風景,對於自身故鄉的認識卻少的離奇。

後來隨著解嚴,本土運動日漸興盛,島民的國族認同亦產生轉變,紛紛思索自己到底是什麼人?1984年龍應台女士有一篇名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文章獲得社會上極大的迴響,當時尚不曾有人質疑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國小朝會時,操著一口「臺灣國語」的訓導主任總在講臺上說「偶們中國人應當如何如何……」時至今日,相信他已不會再說類似的話語。

之後作為省會的中興新村很少再被提起,作為首都的南京已被人民徹底忘記。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原住民從九族中又分出若干族。一方面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正名;另一方面,籍貫欄在新式的身分證中被刪去。一切的改變彷彿要切斷所有對祖國的聯繫。

現在,每到了國際比賽,總看到有人訴求我們要叫臺灣,而不叫中華臺北。其實臺北的意思是指我國奧委會的所在地,如果刪去中華,直呼用臺灣,那就是降格了,因為臺灣僅僅是中華民國的一省而已。但人們已經不在乎所謂法統地位、名分秩序的問題,他們只關心臺灣這塊土地。

我曾與一個大陸學生聊天,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臺灣人總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在陸生看來,除了原住民外,所謂臺灣人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中國人。我告訴他,中華從來就不是由一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僅僅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已。縱然我們留著同樣的血液,過著同樣的節慶,但中國與臺灣有截然不同的政體,因此臺灣人與中國人的分別並不在種族基因,僅在文化的差異,如果能夠認同這塊土地,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臺灣人。他搖搖頭,不盡同意,但又無從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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