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連續摘了兩篇《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的內容,一篇是關於胡適(點此連結)、一篇是關於吳晗(點此連結)。本已無心再寫,但後來想想,為這樣一本好書做介紹,是必要且值得的,所以我又寫了底下這幾段短文,談談此書的特色,兼論我讀史學家回憶錄的樂趣。

        歷史學家的回憶錄讀起來是總是富有趣味且具啟發性,因為書中不僅濃縮了歷史學家一生治史的心得,也可從他對人事物的評價、學思歷程,看出他研究的旨趣所在,這是很重要的,例如我有一次聽張元老師講周公攝政問題,老師舉了徐復觀和屈萬里的看法為例,前者主張周公稱王,後者則否之。老師問同學為什麼?後來解釋道,因為徐復觀是武人,而屈萬里是文人,兩人的看法,及其所關懷的焦點當然不一樣。

        回憶錄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己寫的;一種是口述訪談。自著者如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出版,2004),既然是一家之言,也沒什麼好客氣的,讀起來除了欽佩他學問好,還覺就覺得他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何炳棣人緣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最為人所知的便是他與張光直的事情。《上學記》中也提到何炳棣,說他是在西南聯大的時候負責管理歷史系圖書館,總是不讓人借書,說:「那個書不能借,大家都要用。[1]」後來何炳棣在寫《明清社會史論》的時候,回憶道:「我曾幾度函請寧波范氏天一閣提供明代登科錄的微卷,都無結果。[2]」兩相對照,何其諷刺。

        訪談者除如本書外,還有許倬雲的《許倬雲談話錄》等,這類的書保留口語化的形式,閱讀起來比較親切,如《上學記》其實有許多內容在各章中重覆了兩、三次,大概就是何兆武在口述時反覆提到的緣故。而且口述訪談有時候話匣子一開,總有許多離題的故事,像《許倬雲談話錄》聊到李敖偷書的事情,後來被告了,弄得很狼狽。我後來聽說許倬雲有告知這段是題外話,不要收入書中。而《上學記》也一樣,在何兆武的口中,西南聯大的師生個性很鮮明,躍然於紙上,這部分太多了,我沒辦法談,各位只能自己去閱讀了。

        何兆武的思想偏左派,這是時代的風氣,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國民黨獨裁,知識分子大多同情共產黨。那時候讀馬列的書是純粹學術上的理解,絕非後來蘇聯、中共所推行的那一套,何兆武在書中也同意馬克思的五種階段確實存在,但他強調馬克思並未把其當作必然的規律,只是作為經驗的事實而已。[3]書中對於文革的階級鬥爭也有所批判,對於那些枉死的知識分子,何兆武表達了無限的同情與遺憾。只是書中僅片段提到1949年以後的事情,如何兆武略提文革期間被抄家兩次,後來在信陽幹校,此外就沒有更多的描述了。[4]

        很難想像,西南聯大在這樣刻苦的環境中建校,後來日軍轟炸時又炸毀了許多已為數不多的圖書。然而引領中國下個世代在學術發揚的人物也多來自此校。我想除了西南聯大本來就吸納了全中國最頂尖的師生外,還存在一種為國為民的時代精神,總覺得多難興邦,自己要更努力才是。

       我景仰何兆武,一方面他是理科出身,在人文情懷外,格外重視科學,不像象牙塔裡的文人,只懂自己那一塊兒,其他全然不解,他稱這樣的人叫「科學盲」。[5]另外一方面,何兆武讀書的態度其實跟我是很像的,他不太用功,除了自由散漫慣了,也與人生觀有關,說道:「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6]」他還自嘲讀書雜亂無章、漫無目的,就像他的人生觀一樣,事情的價值不在結果,讀書也是,他說:「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7]」把讀書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頗有康德的味道。至於何兆武的治史方法,這零散在各章節中,只能靠讀者自己去體會了。

       只可惜《上學記》只記錄到1949年就嘎然而止,據紀錄者文靖的說法,其實還有另一部《上班記》,何兆武還不願意發表,期待將來此書的出版,讓我們更能理解何兆武的史學精神、及其精彩的生活,也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1]何兆武,《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頁282。

[2]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譯註本序〉,收入《明代研究》,18(2012年6月),頁144。

[3]何兆武,《上學記》,頁102。

[4]何兆武,《上學記》,頁191,241。

[5]何兆武,《上學記》,頁249。

[6]何兆武,《上學記》,頁153-154。

[7]何兆武,《上學記》,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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