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連續摘了兩篇《上學記》(臺北：木馬文化，2011)的內容，一篇是關於胡適(點此連結)、一篇是關於吳晗(點此連結)。本已無心再寫，但後來想想，為這樣一本好書做介紹，是必要且值得的，所以我又寫了底下這幾段短文，談談此書的特色，兼論我讀史學家回憶錄的樂趣。
歷史學家的回憶錄讀起來是總是富有趣味且具啟發性，因為書中不僅濃縮了歷史學家一生治史的心得，也可從他對人事物的評價、學思歷程，看出他研究的旨趣所在，這是很重要的，例如我有一次聽張元老師講周公攝政問題，老師舉了徐復觀和屈萬里的看法為例，前者主張周公稱王，後者則否之。老師問同學為什麼？後來解釋道，因為徐復觀是武人，而屈萬里是文人，兩人的看法，及其所關懷的焦點當然不一樣。
回憶錄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己寫的；一種是口述訪談。自著者如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出版，2004)，既然是一家之言，也沒什麼好客氣的，讀起來除了欽佩他學問好，還覺就覺得他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何炳棣人緣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最為人所知的便是他與張光直的事情。《上學記》中也提到何炳棣，說他是在西南聯大的時候負責管理歷史系圖書館，總是不讓人借書，說：「那個書不能借，大家都要用。[1]」後來何炳棣在寫《明清社會史論》的時候，回憶道：「我曾幾度函請寧波范氏天一閣提供明代登科錄的微卷，都無結果。[2]」兩相對照，何其諷刺。
訪談者除如本書外，還有許倬雲的《許倬雲談話錄》等，這類的書保留口語化的形式，閱讀起來比較親切，如《上學記》其實有許多內容在各章中重覆了兩、三次，大概就是何兆武在口述時反覆提到的緣故。而且口述訪談有時候話匣子一開，總有許多離題的故事，像《許倬雲談話錄》聊到李敖偷書的事情，後來被告了，弄得很狼狽。我後來聽說許倬雲有告知這段是題外話，不要收入書中。而《上學記》也一樣，在何兆武的口中，西南聯大的師生個性很鮮明，躍然於紙上，這部分太多了，我沒辦法談，各位只能自己去閱讀了。
何兆武的思想偏左派，這是時代的風氣，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國民黨獨裁，知識分子大多同情共產黨。那時候讀馬列的書是純粹學術上的理解，絕非後來蘇聯、中共所推行的那一套，何兆武在書中也同意馬克思的五種階段確實存在，但他強調馬克思並未把其當作必然的規律，只是作為經驗的事實而已。[3]書中對於文革的階級鬥爭也有所批判，對於那些枉死的知識分子，何兆武表達了無限的同情與遺憾。只是書中僅片段提到1949年以後的事情，如何兆武略提文革期間被抄家兩次，後來在信陽幹校，此外就沒有更多的描述了。[4]
很難想像，西南聯大在這樣刻苦的環境中建校，後來日軍轟炸時又炸毀了許多已為數不多的圖書。然而引領中國下個世代在學術發揚的人物也多來自此校。我想除了西南聯大本來就吸納了全中國最頂尖的師生外，還存在一種為國為民的時代精神，總覺得多難興邦，自己要更努力才是。
我景仰何兆武，一方面他是理科出身，在人文情懷外，格外重視科學，不像象牙塔裡的文人，只懂自己那一塊兒，其他全然不解，他稱這樣的人叫「科學盲」。[5]另外一方面，何兆武讀書的態度其實跟我是很像的，他不太用功，除了自由散漫慣了，也與人生觀有關，說道：「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6]」他還自嘲讀書雜亂無章、漫無目的，就像他的人生觀一樣，事情的價值不在結果，讀書也是，他說：「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7]」把讀書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頗有康德的味道。至於何兆武的治史方法，這零散在各章節中，只能靠讀者自己去體會了。
只可惜《上學記》只記錄到1949年就嘎然而止，據紀錄者文靖的說法，其實還有另一部《上班記》，何兆武還不願意發表，期待將來此書的出版，讓我們更能理解何兆武的史學精神、及其精彩的生活，也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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