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主要特徵是強調清代統治中國的滿洲特性，這挑戰了過去傳統清史所持的漢族主義，也打破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區域觀，讓非漢族群與邊陲地帶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在中國社會中的邊緣群體也得以進入研究範疇中。而女性研究的興起除了新清史的助瀾外，時值女性運動興起，故亦受到了女性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強調性別研究要注意具體的階級、種族、文化等特性，因此新清史的女性研究試圖打破把女性視為受害、壓迫者的僵化模式，轉而去尋找女性在現實中的積極行動，探討兩性的互動，特別是女性在政治、經濟、日常所擁有的實際權力。研究者們認為滿族入主並未打斷中原，特別是江南的地區婦女自身的發展歷程，雖然明清轉折的政治變化導致意識形態的重整，但由於文化的連續性，並未妨礙女性進入公眾文化。
高彥頤（Dorothy Ko）是提倡以女性視角看女性史的先驅，他在1994年出版的專著《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江南文化才女》將江南上流社會的女性置於經濟持續發展、道德意識重整的明清鼎革背景中。高彥頤反思，假使女性持續受到壓迫，那儒家社會何以長時間在中國持續運作，女性在這其中得到什麼好處？因此他認為將傳統女性概括為「受害者」的說法，其實是五四以來為強調現在女性解放而強加的塑造。而他則以女性的文學作品為史料，重構江南上流女性的日常生活，包括了女性的挫折、抱負，以及他們如何經營自在的生活空間。高彥頤發現儘管明清之際的江南上流女性在名義上都遵循著「三從四德」等格言，過著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但可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女性們找尋道德間的縫隙，試著開闢一片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史料可表明女性並不是被幽禁的，從陪丈夫赴任、出遊等機會，女性外出的機會很多。且女性能透過與男姓共通的社交圈進入公眾領域，如婦女透過丈夫、名妓透過客（情）人等管道。從他們的詩集中可以看到他們以歷史上的才女為例，建立一個儒家的女學淵源，甚至有女性在文集中傾訴反清的情操。因此，高彥頤認儒家的意識形態對這些上流社會的女性而言既是壓迫也是機會，一則女性被拒於官場之外，一則也是透過此而提升自身地位。換言之，上流社會的女性非但不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反而是既得利益者。
曼素恩（Susan Mann）在1997年出版的專著《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則展示了盛清獨特的女性文化，在此書中曼素恩與高彥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閨孰師》強調明清鼎革並未影響女性發展的歷程，而《綴珍錄》則指出三藩之亂後，清朝曾以重整文化意識形態，以糾前明之弊，故盛清有著截然不同的女性價值觀。例如清朝注重女性的家庭價值、提倡貞節、抑制娼妓文化等等，因此從文化空間來看，《閨孰師》中可看到明末名妓在青樓揮灑才藝的盛況，在盛清後則一落千丈，女性回到了家庭，取而代之的是嚴謹持家、讀書女工的閨閣世界。其次，《閨孰師》中敘述的女性流連於詩社，有著巾幗不讓鬚眉的衝動，而《綴珍錄》中則強調為人女、為人妻的角色轉換。儘管清代也推崇才女，但是以道德形象為基礎，這象徵著盛清與晚明社會傳統的斷裂。曼素恩的研究表明盛清並非像後世所想的一樣，是一個女性缺乏主體性的時代。或許有人會對清代女性在家庭中佔據重要地位的說法提出疑問，本文的作者（黨為）為此補充一個觀點，他認為此可能與滿族的家庭風俗有關，因滿洲男子的責任在對國家盡義務，無暇管理家庭，所以家庭的內部管理都由女性掌握。另外，2007年曼素恩在另一本專著《張家才女》中揭示了19世紀江蘇常州的張家三位女性的故事，清末菁英階層女性並非置身政治事件之外的旁觀者，女性的關懷又回到了政治場域。此書不但重新思考中國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變時期的性別關係，及其對文化婦女的意義，也指出常州入贅婚十分普遍，常州地區的婚姻模式揭示了帝國內部的地區差異要大於一致性。
然而前述這些研究都止於上層女性，下層女性的留下的文字材料稀少，因此成為消失的一群。研究下層女性所倚賴的材料為司法檔案中的供詞，這部分的研究較少，例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婦人王氏之死》以《福惠全書》為基礎，輔以蒲松齡的《聊齋》為敘事的主體。而史丹佛大學的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在2000年出版的專著《清代的性、法律和社會》則在探討清代女性在司法變動之中被賦予日益沉重的性道德責任，無論丈夫生或死，女性都要保持絕對的忠貞。蘇成捷在書中指出清朝的基層實施「旌表節孝」以強化節孝思想，在社會中，女性可以為守貞而死，守節不嫁常受到政府嘉許；在司法案件中，女性必須自己提出足夠的證據才能證明自身清白。至於少數民族的女性研究還不多，加州大學的王碩（Wang Shuo）注意清代滿族婦女的研究，在2004年的一場研討會中提交了一篇名為〈清帝國的婦女：皇后、嬪妃與格格〉的論文，探討入關後滿族婦女貞節觀的變化，並藉此質疑在滿洲女性的漢化論點。雖然滿族對女性守節的政策帶有曖昧和矛盾的，一方面鼓勵年輕的滿族寡婦再嫁，另一方面又褒獎節婦，這反應了滿族入主中原在接受漢化與維持滿洲特性上的兩難。不過王碩認為儘管乾隆末年滿族婦女因守節而受表彰的人口比例已接近漢族婦女，但考察滿族婦女守節動機，發現其與漢族婦女大不相同，對滿洲女性而言，守寡只是一種理智選擇，最為直接的因素就是朝廷對滿族寡婦的資助。
王碩對滿族女性的比較性研究也點出了高彥頤和曼素恩的不足之處，例如在纏足問題上，滿族有模仿三寸金蓮的高底鞋，清代也曾禁止漢族女性纏足，然而曼素恩並未就心理觀念對漢女與滿女進行比較，反而是重複過去那些男性的性暗示、將女性禁錮在家的論述。本文的作者（黨為）以《熱河日記》的一段敘述為思考點，朝鮮人朴趾源曾問一位漢族舉人為何女性要纏足，其回答是「恥混韃女」，所以或可用夷夏之別的角度來看待纏足。
摘自：黨為，〈能動的清代女性〉，收入氏著，《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201-221。
後記：其實我覺得這篇文章幾乎沒談到新清史，可能是出版比較早的關係吧！近年來又有許多相關研究，我日後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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