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威的〈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共有七個小節,分別為「引言」、「征服王朝」、「從民族成份到身份認同」、「從文化、種族到族群」、「旗人與滿人」、「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總結」[1]。全文旨在介紹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柯嬌燕(Pamela K.Crossley)、路康樂(Edward 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四位學者對於滿人的「族群認同」的看法,四位學者的共通點是擯棄傳統清史的「漢化論」觀點,但對於滿族的構成,在論述上仍有微妙的差異,因此在此且稱「族群認同」,在下文中會有更進一步的介紹。

作者在「引言」的部分先介紹了四位學者的專著,並提到近年來的美國滿學研究有兩個大領域,一是討論清帝國的統治政策,二是集中在滿漢問題。接著,作者在「征服王朝」這個小節中梳理了「漢化論」與「征服王朝論」研究上的差異。1957年,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其專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提出一個觀點[2],他認為清朝在面對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的戰亂時,改變了過去限制滿漢融合的政策,這可從幾個方面來證明:同治以後官方操用滿語的現象逐漸消失,關外東北地區也逐漸向漢人開放。而漢人在朝廷內享有比過去更大的權力與職位,最重要的是八旗在1865年進行改革,開放旗人離營謀生。芮瑪麗認為從這些現象可以得知滿漢的邊界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謂的「同治中興」,成功地平定戰亂。這樣的說法曾在西方學界盛行,何炳棣在1967年發表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指出滿清政權的成功在於逐步推行漢化,也受了其思路所影響。

但是羅友枝、柯嬌燕認為芮瑪麗的說法並未反映史實,應該要用「征服王朝論」的觀點來看待滿人的身分問題。「征服王朝論」是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提出,他將中國的朝代分為漢人統治的傳統王朝,以及非漢人統治的征服王朝。看待征服王朝雖然必須承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有緊密的互動,但不應該以為漢人用高文明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因為清朝皇帝始終有意識地維持其滿族的獨特身分,對漢文化僅是選擇性地吸收而已。羅友枝進一步論述道,清朝的疆域比明朝更大,包含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根本不可能僅用單一的文化政策當作治國方針,柯嬌燕也提出史實證明,例如乾隆皇帝本身保有滿族的薩滿信仰,而在漢人士大夫面前是聖王,卻也是蒙古喇嘛教的護法神,是一個多角色的綜合體。因此,清朝在對各種臣民時,扮演各種不同的統治者角色。

在「從民族成份到身份認同」小節中,作者繼續闡述滿族人的認同問題,作者先引用王鍾翰在〈清代八旗中的滿漢民族成份問題〉的研究數據:1957年的人口普查中僅有240多萬滿族人,在1987年人口普查時,滿族人口暴增至700多萬。這說明有許多非滿人後裔的人也加入登記。但這並不影響滿族作為一個民族,因為王鍾翰認為滿族本來就不是一個血緣關係的群體,即使在最早的時候也有許多漢人以入旗、投充的方式加入。因此,王鍾翰同意民族的形成是基於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等四個客觀條件,可惜這樣的說法無法完美概括1949年後極度漢化後的滿人。而近年的美國學者則將族群身分從客觀條件轉移到主觀認知上,意即只要滿人自我認知為滿人即可,這樣就可以完美解釋漢化後的滿族成分。

柯嬌燕也認為「滿」本身不是基於民族,而是人為形成的,滿族神話中解釋滿人之始來自仙女,柯嬌燕分析這個神話與社會的關係,發現此神話出現在皇太極要征討黑龍江部落之時,而這個故事也是由該區域的神話底本所改編,可說明皇太極為了要進一步統治黑龍江一帶的部落,遂將該地區的神話附會到自己祖先世系上,以增強統治的合法性,所以「滿」這個身分的出現是被建構出來的。

作者在「從文化、種族到族群」這個小節中,便依此討論「滿人認同」的變化。在此仍然是接續著柯嬌燕的論點,柯嬌燕認為「滿人認同」歷經三個階段的變化:一、在十七世紀時,「滿」只具備「文化」的意思,即皇太極在建立八旗時與血緣無關,只要登記在內就是滿人,這也可以從「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三大戶口系統的名稱得知。定宜庄指出與血緣有關的應該是八旗之下的「穆昆」,惟柯嬌燕認為「穆昆」內的成員雖有血親關係,但整個組織應該是一個工作單位,所以才有互相併吞的情形。二、到了十八世紀時,「滿」已成為「族群」,形成的原因是入關以後,原本具有狩獵性質的「穆昆」,已變成家庭的代名詞,且乾隆因不滿滿人逐漸失去「國語騎射」的固有生活習慣,遂加強滿人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包括在1745年命官員編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1783年敕撰《滿洲源流考》等,嚴格區分氏族,如世系不能應對則不能稱為滿洲人。三、十九世紀中葉後,清朝開始將各地駐防的旗人視作財政包袱,並削減其支出,例如在1852年開放東北以外旗地自由買賣,1860年起逐漸減低駐防經費,到1865年甚至允許旗人出營謀生,並可讓自願者編入民籍。當滿人的身份從朝廷授予的轉化成自己的抉擇,遂逐漸出現「族群意識」,到十九世紀中葉後,政權移異,滿人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族群意識」又更為激發。

歐立德對「族群」採取較寬泛的定義,因此認為滿人的族群性不可能遲至十九世紀才出現,故與柯嬌燕的觀點有一些不同。作者繼而在「旗人與滿人」這個小節中論述兩人的差別。歐立德指出,在「八旗滿洲」編戶時,已經訂立了滿洲人的身份界線,滿人的身分建構包括了神話、歷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這也可以說明他們何以沒有被編入「八旗蒙古」或「八旗漢軍」中。滿人的身分雖然在入關後逐漸改變,但仍具有清晰的身分,如他們保留長姓名、女性不纏足、獨特的服裝等傳統。且在制度上,滿人還具有一種特殊的身份──旗人,旗人未必是滿人,也可能是蒙古或漢軍,會有旗人即滿人的錯覺乃因乾隆時下令漢軍「出旗為民」的關係,乾隆將漢軍中騰出旗職給滿人,使不少漢軍改歸原籍。1762年後,八旗內雖仍有漢軍,但數目已大大減。

歐立德、柯嬌燕、路康樂都同意滿人身份是被建構出來的,且內容不斷在改變。作者最後在「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的小節中討論漢人民族主義對滿人的影響。路康樂認為雖然八旗制度下分為滿人、漢軍、蒙古三個族群,但從外界來看,三個族群是屬於一個單一組織,他們享有特權,類似於日本的武士階級。而在十九世紀末,因為漢人的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使滿人從一個世襲的職業轉變成一個族群,此可從當時改革或反政府的文宣口號中窺見,如梁啟超在《清議報》鼓吹「平滿漢之界」,當時朝野中也有化旗為民的迴響。又如辛亥革命訴求之一便是排滿,滿城內的旗人成為革命黨殲滅的對象。可見滿人雖然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口,只因皆登記在八旗滿洲的戶口中,故在漢人心目中,滿人就是旗人。

簡單地做一個結論,羅友枝、柯嬌燕、歐立德和路康樂對滿人身分認同的研究雖然注重客觀條件,但從主觀認知下看待滿人,已可看出滿人的獨特性,包括他們是如何在歷史發展中被建構,又是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分。




[1]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歷史人類學學刊》,141 (20064),頁93-111

[2]Wright, Mary,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創作者介紹

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okplaymayday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