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威的〈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共有七個小節，分別為「引言」、「征服王朝」、「從民族成份到身份認同」、「從文化、種族到族群」、「旗人與滿人」、「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總結」[1]。全文旨在介紹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柯嬌燕(Pamela K.Crossley)、路康樂(Edward 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四位學者對於滿人的「族群認同」的看法，四位學者的共通點是擯棄傳統清史的「漢化論」觀點，但對於滿族的構成，在論述上仍有微妙的差異，因此在此且稱「族群認同」，在下文中會有更進一步的介紹。
作者在「引言」的部分先介紹了四位學者的專著，並提到近年來的美國滿學研究有兩個大領域，一是討論清帝國的統治政策，二是集中在滿漢問題。接著，作者在「征服王朝」這個小節中梳理了「漢化論」與「征服王朝論」研究上的差異。1957年，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其專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提出一個觀點[2]，他認為清朝在面對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的戰亂時，改變了過去限制滿漢融合的政策，這可從幾個方面來證明：同治以後官方操用滿語的現象逐漸消失，關外東北地區也逐漸向漢人開放。而漢人在朝廷內享有比過去更大的權力與職位，最重要的是八旗在1865年進行改革，開放旗人離營謀生。芮瑪麗認為從這些現象可以得知滿漢的邊界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謂的「同治中興」，成功地平定戰亂。這樣的說法曾在西方學界盛行，何炳棣在1967年發表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指出滿清政權的成功在於逐步推行漢化，也受了其思路所影響。
但是羅友枝、柯嬌燕認為芮瑪麗的說法並未反映史實，應該要用「征服王朝論」的觀點來看待滿人的身分問題。「征服王朝論」是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提出，他將中國的朝代分為漢人統治的傳統王朝，以及非漢人統治的征服王朝。看待征服王朝雖然必須承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有緊密的互動，但不應該以為漢人用高文明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因為清朝皇帝始終有意識地維持其滿族的獨特身分，對漢文化僅是選擇性地吸收而已。羅友枝進一步論述道，清朝的疆域比明朝更大，包含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根本不可能僅用單一的文化政策當作治國方針，柯嬌燕也提出史實證明，例如乾隆皇帝本身保有滿族的薩滿信仰，而在漢人士大夫面前是聖王，卻也是蒙古喇嘛教的護法神，是一個多角色的綜合體。因此，清朝在對各種臣民時，扮演各種不同的統治者角色。
在「從民族成份到身份認同」小節中，作者繼續闡述滿族人的認同問題，作者先引用王鍾翰在〈清代八旗中的滿漢民族成份問題〉的研究數據：1957年的人口普查中僅有240多萬滿族人，在1987年人口普查時，滿族人口暴增至700多萬。這說明有許多非滿人後裔的人也加入登記。但這並不影響滿族作為一個民族，因為王鍾翰認為滿族本來就不是一個血緣關係的群體，即使在最早的時候也有許多漢人以入旗、投充的方式加入。因此，王鍾翰同意民族的形成是基於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等四個客觀條件，可惜這樣的說法無法完美概括1949年後極度漢化後的滿人。而近年的美國學者則將族群身分從客觀條件轉移到主觀認知上，意即只要滿人自我認知為滿人即可，這樣就可以完美解釋漢化後的滿族成分。
柯嬌燕也認為「滿」本身不是基於民族，而是人為形成的，滿族神話中解釋滿人之始來自仙女，柯嬌燕分析這個神話與社會的關係，發現此神話出現在皇太極要征討黑龍江部落之時，而這個故事也是由該區域的神話底本所改編，可說明皇太極為了要進一步統治黑龍江一帶的部落，遂將該地區的神話附會到自己祖先世系上，以增強統治的合法性，所以「滿」這個身分的出現是被建構出來的。
作者在「從文化、種族到族群」這個小節中，便依此討論「滿人認同」的變化。在此仍然是接續著柯嬌燕的論點，柯嬌燕認為「滿人認同」歷經三個階段的變化：一、在十七世紀時，「滿」只具備「文化」的意思，即皇太極在建立八旗時與血緣無關，只要登記在內就是滿人，這也可以從「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三大戶口系統的名稱得知。定宜庄指出與血緣有關的應該是八旗之下的「穆昆」，惟柯嬌燕認為「穆昆」內的成員雖有血親關係，但整個組織應該是一個工作單位，所以才有互相併吞的情形。二、到了十八世紀時，「滿」已成為「族群」，形成的原因是入關以後，原本具有狩獵性質的「穆昆」，已變成家庭的代名詞，且乾隆因不滿滿人逐漸失去「國語騎射」的固有生活習慣，遂加強滿人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包括在1745年命官員編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1783年敕撰《滿洲源流考》等，嚴格區分氏族，如世系不能應對則不能稱為滿洲人。三、十九世紀中葉後，清朝開始將各地駐防的旗人視作財政包袱，並削減其支出，例如在1852年開放東北以外旗地自由買賣，1860年起逐漸減低駐防經費，到1865年甚至允許旗人出營謀生，並可讓自願者編入民籍。當滿人的身份從朝廷授予的轉化成自己的抉擇，遂逐漸出現「族群意識」，到十九世紀中葉後，政權移異，滿人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族群意識」又更為激發。
歐立德對「族群」採取較寬泛的定義，因此認為滿人的族群性不可能遲至十九世紀才出現，故與柯嬌燕的觀點有一些不同。作者繼而在「旗人與滿人」這個小節中論述兩人的差別。歐立德指出，在「八旗滿洲」編戶時，已經訂立了滿洲人的身份界線，滿人的身分建構包括了神話、歷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這也可以說明他們何以沒有被編入「八旗蒙古」或「八旗漢軍」中。滿人的身分雖然在入關後逐漸改變，但仍具有清晰的身分，如他們保留長姓名、女性不纏足、獨特的服裝等傳統。且在制度上，滿人還具有一種特殊的身份──旗人，旗人未必是滿人，也可能是蒙古或漢軍，會有旗人即滿人的錯覺乃因乾隆時下令漢軍「出旗為民」的關係，乾隆將漢軍中騰出旗職給滿人，使不少漢軍改歸原籍。1762年後，八旗內雖仍有漢軍，但數目已大大減。
歐立德、柯嬌燕、路康樂都同意滿人身份是被建構出來的，且內容不斷在改變。作者最後在「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的小節中討論漢人民族主義對滿人的影響。路康樂認為雖然八旗制度下分為滿人、漢軍、蒙古三個族群，但從外界來看，三個族群是屬於一個單一組織，他們享有特權，類似於日本的武士階級。而在十九世紀末，因為漢人的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使滿人從一個世襲的職業轉變成一個族群，此可從當時改革或反政府的文宣口號中窺見，如梁啟超在《清議報》鼓吹「平滿漢之界」，當時朝野中也有化旗為民的迴響。又如辛亥革命訴求之一便是排滿，滿城內的旗人成為革命黨殲滅的對象。可見滿人雖然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口，只因皆登記在八旗滿洲的戶口中，故在漢人心目中，滿人就是旗人。
簡單地做一個結論，羅友枝、柯嬌燕、歐立德和路康樂對滿人身分認同的研究雖然注重客觀條件，但從主觀認知下看待滿人，已可看出滿人的獨特性，包括他們是如何在歷史發展中被建構，又是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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