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何炳棣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發表在1967年2月號的《亞洲研究學刊》[1]，羅友枝(Evelyn S. Rawsk)並不認同何炳棣文中關於「漢化」的看法，曾撰文批評[2]，何炳棣也做了回應[3]，這番爭論可說是「新清史」研究的開端。兩人的恩怨情仇，我將會在之後的幾篇文章裡闡述，本篇僅為〈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做摘要介紹。

       〈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可分為兩部分，文中先提出清代在中國史上重要之處，而後再解釋為何清代會走向衰亡。何炳棣將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概括為五點：

       第一點是疆域的拓展與穩固。過去的朝代的領土疆界鮮少能跨過長城，雖然唐、元曾經有橫跨歐亞的疆域，但統治結構過於鬆散與短暫，反觀清朝的領土擴張能夠持續且有效的統治，且制定包括通婚、授予權銜、認可喇嘛教等相關政策以統治蒙古。清朝在17世紀後，默許漢人移民蒙古，漢人具備的農業技術在饑荒時具有優勢，因此晚清時期的蒙古已有很大程度的漢化，當然被漢化的對象也包括滿人自己。不僅是北方，南邊的雲貴與西藏，清朝野以「改土歸流」的靈活手段加以控制。總體來說，中國現在的領土大致上是以清代的版圖為基礎，清朝的貢獻就是建立了近代中國的地理實體。

       第二點，龐大的人口增長，官方數據中的人口數是被低估的，這在何炳棣的專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中已有深入的探討。宋、明的人口可能已經超過一億，而1683年以後到乾隆晚期的人口暴增至三億，至1850年後更達4億以上，這樣的成長趨勢乃賴於長期的經濟繁榮。因此，就人口的增長而言，清代的統治是一關鍵。

       第三點，清朝之所以成功，統治初期制定的漢化方針是重要因素。滿族的人口遠少於被征服的漢族，因此能夠維持其長期統治的政策即為「漢化」。從建國開始，清朝大致上繼承了明朝的制度，將儒學尊為正統。滿族人也樂於接受漢族的文藝書畫乃至生活娛樂方式。即使滿人貴族仍意識到保留傳統的重要性，例如持續學習滿文與騎射，保持薩滿信仰等，但這無法漢化的潮流相抗，跨族通婚十分盛行，滿語到19世紀已成為死語言。以太平天國的為例，士大夫竟願意忠誠地與異族一起平叛，可說明清朝的漢化、儒家化比過去歷代王朝更為勝出。

       第四點，清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體制都相當成熟。例如在經濟方面具有跨區域整合的特性，而政治方面則可說是在過去的基礎上進行改良，官員的任免與考核，都比過去更有秩序。舉「會館」的實例來說，何炳棣在其專著《中國會館史論》指出，會館雖在1420年已在北京出現，但清代的會館數目倍增，林立在各大省會中，其功能不但做為同鄉趕考住宿，也橫跨到手工業貿易，即類似「商業公會」的功能，且「會館」具與原鄉聯繫的特色，助於跨區域的經濟交流。

       第五點，清代的繁榮，促使物質文化高度發展。清朝在平定三藩後，統治地位已穩固不搖，其在統治上呈現某種程度的寬鬆。江南成為文化與財富重鎮，藝術與物質文化在盛世中快速發展，書籍、繪畫的需求大增，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藏書閣、炫耀性的收藏品。在1800年後，文化活動更向外擴張，不但是地理上分布更廣，階層也從士人走向大眾。

       然而這樣偉大的帝國為什麼仍走向了衰亡？何炳棣認為有幾個原因：第一、人口膨脹太過，超過了經濟負荷，使中國沒辦法在支持科學技術。第二、政策與法律在執行上產生的矛盾，貪汙是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從軍機處的幾份檔案中可窺知貪污已遍布全國，甚至融入制度，帝國晚期的叛亂與此不無關係。第三、太平天國之亂使清朝恢復賣官鬻爵的制度，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第四，太平天國之亂後期中央已大權旁落，省籍地方勢力興起。第五，具有技術優勢西方列強的到來，使中國被納入世界的體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