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軍與兵
明代初期創立衛所制度，軍與民分開，至明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遂形成軍與兵兩種平行的制度。軍籍屬於都督府，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管轄，且為世襲，一經為軍，則家族便世代充軍，住在指定的衛所，如在衛所的軍士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而兵則不同，任何人都可以應募，自願充當，與家族、子孫無關，無固定的駐地，戶籍上也無特殊區別。
在軍費方面，明代初期的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軍餉由軍田收入支給，因此衛軍總數即使達到二百七十萬餘人以上，國家財政尚能保持平衡，偶有不足時，則靠「開中法」鼓勵商人至邊塞去開墾，以換取鹽引。衛所軍制的制度至明中葉後開始廢弛，以致不能自足，變成極需要國家財政開支。兵則是因應特殊情勢而臨時招募的，其費用原本沒有在國家預算中，靠的是臨時加賦、加稅，由於費用是大部分的農民來負擔，因此兵額越多，農民負擔越重。當兵費超出農民的負擔能力時，可能造成農民反抗，此時又要增兵政府為鎮壓抗爭，是為一連串惡性循環。
除中央的軍和兵以外，地方尚有有民兵、民壯等地方警備兵。在邊地的有土兵、蒙古降卒組成的達軍。在內地有苗兵、廣西土司組成的狼兵等土司兵。將帥私人又有家丁、家兵、親兵。以及各種團體組成的兵，如礦兵、鹽兵、少林兵、伏牛兵等等，名目繁多。
從衛所兵制到募兵制是明代制度之一大轉變，改變包括人數由定額轉為無定額，還有前述及的軍費負擔轉自農民，更重要的是權力執掌的變化，原先衛軍在各地軍屯，戰時由政府派出統帥總兵，調各衛軍出征，戰後則召回統帥，各屬軍也各歸原衛，其軍權不屬於私人，將帥也無直屬的部隊。而募兵是由將帥私人所招募、訓練，國家與兵的關係轉向間接，在中央權重時，將帥尚聽命於中央，至明末時，中央權力不張，且兵餉亦由私人籌措，造成兵皆私兵，將皆藩鎮，兵就成為擴充將帥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貳、衛所制度
明太祖即位後，劉基奏立軍衛法，把軍力分駐在各地方，戰時才命將出師，將不專軍，軍不私將。《明史‧兵制》載：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衞。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衞，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全國衛軍都本屬於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軍籍，為全國的最高軍事機關。洪武十三年(1380)時廢大都督府，改設中、左、右、前、後等五軍都督府。因此衛所制度的組織層級為：「都督府─都司─衛所」，舉一例說明之：「左軍都督府─浙江都指揮使司─杭州前衛─前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小旗」。洪武二十六年(1393)共有都司十七個、行都司三個、留守司一個、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個，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個。成祖以後，都司增為二十一個、留守司二個、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個、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個。(「衛所組織圖」，頁96-97)
與都督府相配合的機關是兵部，長官為兵部尚書，遇到戰事時，由政府指派將軍配印領軍，完畢後繳印回任。開國時，武臣最重，後來改為武臣出兵，文臣參贊，正統以後則改為文臣任總督或提督軍務，武臣只負責作戰。改為文臣統帥，武臣領兵的目的是防止武臣跋扈，結果使得武臣的地位日低。
原本各省都指揮使是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而遇到戰事時，政府會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為總兵官，事後還任。但北邊地區外患頻傳，邊地防禦的總兵官漸成為定職，接著政府也在各地派總兵鎮守，總兵於是代替都指揮使的地位了。當總兵成為鎮守地方的軍事統帥以後，政府在戰事時又派中央大員到地方巡撫，事畢復命，後來巡撫也成固定的官名，巡撫由御史或副僉都御史派充，民事和軍務都有所涉及，不但原來的都、布、按三司成為巡撫的下屬，總兵官也須聽其指揮。景泰以後，又在有用兵的地區添設總督軍務或總制，總理，有的待兵事結束後即廢，有的卻就成為常設的官，其職權又在巡撫之上。明朝末年時，情勢危急，政府先特派兵部尚書外出經略，後派大學士督師，其權力又在總督之上。形成層層疊疊的複雜制度，階層關係大致衍變成五級：「都師─總督─經略、巡撫─總兵官─都指揮使」。
明初衛所軍士的來源，大概可分三類，《明史‧兵制》載：「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從征和歸附的軍士都是建國前後的舊軍，謫發則純以罪人充軍。此外還有一種來源，稱為垛集，此為衛軍的最大來源，平民一被發充軍，子孫亦世襲為軍籍。軍士赴戍所時，家族會為其準備裝備與費用，政府會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為彌補。軍士在衛的生活開需就由政府屯糧支給，平時衣服有冬衣棉布、夏衣夏布，出征時另會給予給胖襖鞋褲。
三、京軍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定制立三大營，為「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合稱為京軍。五軍營的組織，永樂八年(1410)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稱為五軍。除在京衛所外，每年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各都司兵十六萬人，輪番到京師操練，稱為「班軍」。三千營以蒙古降丁三千人組成。神機營專用火器，後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置營名「五千」。三大營平時為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
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土木堡之變後，損失極大。兵部尚書于謙認為三個各為教令，互不相習是為缺點，於是著手改革，選出精兵十萬，分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嘉靖之後又改恢復三大營舊制，且將三千營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形式雖似還原，實以募兵為軍源，實質上已大不同。
由外衛番上京師的班軍，名義上是集中訓練，實際上卻被權貴召作苦工，修建宮殿陵墓、城池，都以班軍充役，使得各地衛軍以上京為畏途，紛紛納銀求免，甚至召募乞丐充數。嘉靖二十九年(1550)後索性專以班軍作工，除在京外，遇到邊急時也將班軍調到邊方從事勞役。在京衛軍的情形也與班軍類似，太監汪直總督團營後，發生了若干弊病，如在籍軍士被權貴隱佔，從事私人作工，卻向政府領餉，名曰「佔役」。權貴或將無軍籍的人假冒為選鋒壯丁，以月支厚餉，形成有人領餉，卻無人應役的情況，名曰「虛冒」。此外，還有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無法交替，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或有富軍營怕徵調，往以賄托，使貧軍雖極疲老，也只能勉強挨命。
種種弊端，使得軍力衰耗，缺兵嚴重，實存的京衛軍約只剩原額的一半，到崇禎末年甚至無軍可用，雇遊民充數，《明史‧吳甡傳》載：「京營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遊民利剽，歸營則本軍復充伍。」與此相反的是，軍官卻與日俱增，洪武二十五年至成化五年(1469)，京軍軍官數由二千七百餘人爆增至八萬餘人。其後雖然經過兩次裁汰，可是仍持續增加，尤其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武職更加氾濫，不但國庫日匱，且所養的都是不能戰的軍官。崇禎末年，雖要整頓，卻為時已晚。總結而言，京軍的全盛時期是明初至正統，土木堡之變後，經于謙整頓，一度增強，此後則江河日下。
肆、衛軍的廢弛
在衛所的生活普遍貧困，因在衛所的正軍衣著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須自己製備，甚有無衣蔽體、無藥醫病的之事。且謫發、垛集軍是強逼從軍的，他們被迫到遙遠陌生之地，可能會水土不服，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等諸多原因，終使得衛軍逃亡的情況嚴重。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佔十之八九。
《明史‧兵志》載洪武三年到正統三年(1438)的軍士逃亡者，由四萬七千餘激增到一百二十萬餘，達全國的一半。同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的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竟只留一人。其他邊防和海防情況也一樣，遼東的兵傭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墻堡墩臺圯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譚綸浙中沿海衛所積弊是精銳的軍士設法逃役，衛所僅留老弱不堪之輩，倭寇入侵如入無人之境，證明了衛軍的完全崩潰，於是才有募兵之舉。
伍、勾軍與清軍
衛所軍士不斷逃亡，政府為此曾多次訂定防止逃軍、追捕逃軍的法令，但效果皆不彰。於是洪武十六年又命五軍都督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名為「勾軍」，並特派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為「清軍」。且於洪武二十一年命衛所及郡縣編造軍籍，軍籍有三份，一份清勾冊、一份是郡縣的軍戶原籍家屬戶口冊、一份是收軍冊。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都是沈溍所創立，但是名目瑣細，不但不能足軍，反而擾害農民，造成了反效果。第一是官吏藉此舞弊，專以威勢虐害裏甲，甚至有時奉命勾軍的官旗，自身也成逃軍。第二是軍籍散失，無法勾補。此外，本軍本戶的勾補，對農民也是極大災難，有的勾小孩入伍、有的是單丁補役，造成田地無人耕種。而清軍時，其害更甚，因為清軍官吏以清出軍伍的多少定考核，因此惟恐所勾太少，濫及民戶，萬曆中南直隸應勾之軍至六萬六千餘，竟株連至二、三十萬人。
解除軍籍的唯一途徑，就是官至兵部尚書，才能脫籍為民，如《明史‧唐鐸傳》就記載陳質許除軍籍，稱為特恩。而後放寬生員特許免勾，但要經考試合格，永樂時又定例見任官吏免勾的法令，使官僚階級有機會豁去當軍的義務。
陸、募兵
正統時期，腹地衛軍已不能用，只好調邊兵來作戰，西南和東南則調用素稱剽悍嗜殺的狼士兵，各地又行僉民壯法，增加地方兵力。但邊兵有守邊之責，民壯只供守衛鄉里，募兵制因此出現。
募兵和民壯不同的是，民壯是由地方按里數僉發的，平時定期訓練，餘時歸農，調發則官給行糧，事定還家，作為警衛地方之用。募兵則由中央派人召募，入伍後接月發餉，聽命於政府，戰時和平時一樣，除退役外不能離開行伍。土木堡之變，京軍潰喪幾盡，各省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達，於是派朝官四齣募兵，以為戰守之計。當時將帥都在這要求下紛紛募兵訓練，最著名的就是戚繼光、俞大猷。從此以後，募兵便取代衛所，但晚明國庫日絀，給果募兵也和衛軍一樣，相繼逃亡。且造成了另一後果，即將帥擁兵自重，不聽政府調遣，如左良玉一人擁兵八十萬，與其他將領搶奪地盤。
柒、軍餉與國家財政
明初，寓兵於農，衛軍糧餉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給，除軍屯外，因開中法所致，邊上亦有商屯，即商人募人耕種邊上閒田，以換取鹽引。可是軍屯和商屯兩種制度，不久便日趨廢弛，且國庫為內廷所侵用、衛軍壞而募兵增等等原因，政府只好加派增稅。
正統以後，屯軍因雜役、軍士逃亡而廢耕，政府只好減輕屯糧，免軍田正糧歸倉，屯糧愈輕，軍餉愈絀。後來便按年補助邊費，稱為「年例」。弘治四年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收入雖然驟增，可是邊地所缺的是米麥，使邊餉立絀。
正德時諸邊年例增至四十三萬兩，萬曆前期的國家收入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餘萬兩，其中年例一項即佔三百六十一萬兩，國庫本已不足，內廷還是一味向國庫索銀。嘉靖朝北有蒙古，南有倭寇，軍兵之費較前驟增十倍。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餉無出，只好增加田賦，名為加派，此時歲入是二百萬兩，歲出諸邊費即六百餘萬。此外，為東南的倭寇增兵，又在閩的田賦加額外提編，而四川、貴州發生戰事，只好截留本地賦稅作兵餉，造成邊餉愈加不夠。反觀內庫存銀充積，皇帝卻不肯發撥。
崇禎初年，為防女真與流寇，只好不斷增餉，從萬曆末年到崇禎末年，遼餉曾四次遞加，最後乾脆將遼餉、剿餉、練餉合為一事。不斷的加賦，還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使百姓不堪負擔，也成為流寇，終使明朝翻覆。
摘自：吳晗，〈明代的軍兵〉，《讀史劄記》(文學史料研究會印行)，頁9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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