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賢，〈明代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消長述略〉一文[1]，討論明代蘇、松、常地區的人口減少原因，作者先介紹三府的人口的情況，接著論述人口消失的原因，已即消失的人口往何處流動，最後討論何以常州府的人口呈緩慢增加，與人口持續減少的蘇、松二府有何不同之處。
壹、人口狀況
明代初年，由於經過元末的戰爭，不少地區遭到破壞，江南地區也是久困兵革，土地荒蕪。朱元璋為了鞏固政權，一方面招逃民復業，一方面又加緊編制管理人口的制度。曾派周鑄等國子監生至浙西核實田畝，目的即是要將百姓重新固定在土地上。後又規定百姓「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並將戶帖制度推行至全國。洪武四年(1371)時，不但蘇州、嘉興、徽州等府都完成了登籍，北方開封、鈞州等府也都完成了，除少數邊遠地區外，全國已普遍施行。朱元璋為將強控制，還要求務農者、工匠外出不可過遠，且要報備。對於戶帖的不足之處，朱元璋於洪武十三年(1380)採納了范敏的建議，創立黃冊，將勞動人民束縛在土地上，為統治者提供必要的財富和差徭。
明代江南諸府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蘇、松、常三府又是其中心，但作者製「明代蘇州府戶籍人口概況表」、「明代松江府戶籍人口概況表」、「明代常州府戶籍人口概況表」三表(頁124-128)，發現常州府從洪武十年至萬曆四十一年，人口由62萬人增至103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700餘人，增長速度過於緩慢，應是《常州府志》所言的「多所隱漏」。蘇州府從洪武二十六年至萬曆六年中，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由減少34萬人。而松江府減少的人就更多，從洪武二十四年到萬曆六年，共減少了61萬人。在物產豐富的地方，何以人口減少的如此多？作者認為減少的只是戶籍上的數字，實際人口是有增加的，如《吳邑城郭圖說》中說蘇州「戶口太繁」、松江府「生齒日繁」等。
貳、人口短少的原因
一、田賦沉重，明代學者邱浚統計全國稅糧，蘇州府為280萬石(平均每人負擔1石1斗9升)、松江府為120萬石(平均每人負擔1石1斗)、常州府為55萬石(平均每人負擔7斗)、浙江布政使司只有275萬石(平均每人負擔為2斗6升)。從每人負擔稅糧來看，光是蘇州一府就比浙江全省多5萬石，每人負擔更多了近20倍。連皇帝都不得不承認此三區的賦稅過重，如宣德皇帝就曾多次提到「官田賦重」。負擔不起的農民只好逃離，松江府到明中葉以後大概十去六、七分，周忱曾考察太倉城的戶口情況，發現人口僅剩一半卻還要負擔全額稅糧，他擔心「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浙至於無徵矣。」逃者的稅糧由未逃者代納，會使得剩下的人戶負擔更重，惡性循環，是此地區的戶籍人口不斷下降的因素。
二、役重差繁，正德時的南京右都御史何瑭說：「近年以來，則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蘇、松、常三地的官僚特別集中，他們擁有土地但不必當差，造成差役俱累小民代當。包括了馬差、漕白二糧、各種雜泛繁重，逼得人民困苦異常，康熙《長州縣志》載：「破家者常八、九。」有的甚至賣兒鬻女，不得以時只能棄家而逃，康熙《松江府志》載：「一甲所存無四、五戶。」
三、科索雜繁，有糧長、老人之流，以買辦軍需為由，趁機科斂小民財物，以一科十。再者，蘇、松紡織工藝甚佳，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造成民不堪命，面對無厭的科索只好躲逃他境。
四、倭寇擾害，倭寇在洪武二年(1369)、永樂十四年(1416)都曾侵擾蘇州地區，到了嘉靖以後更是猖獗，由於蘇、松、常等地是東南的錢穀之區，所以成為倭寇掠奪的目標，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倭寇從浙江入侵蘇、杭等府，縱火焚廬，使百姓傷亡甚多。嘉靖三十二年(1553)，甚至攻掠府城，萬曆《宜興縣志》載：「民多流徙，田之荒蕪者什居九。」甚至有的官吏以防倭之名，趁機勒索錢糧、布絹。
五、災重民逃，有時水利遭到忽視，河道淤塞，帶來很大的水災，使百姓紛紛逃走。如宣德七年(1432)蘇州一帶淹水，民取野草樹皮不能充飢，缺食逃亡。正德九年(1514)松江華亭頻年水患，逃亡者甚多，當塘港修復後，歸來者竟有3223戶之多。且由於官府「重租不重災」，徵糧依舊，民不能堪，有時雖有減免稅糧的賑恤，但受惠者往往是地主豪紳，而非百姓。
參、人口的去向
一、優免官吏人丁，朱元璋位了鞏固政權，因此打擊舊的豪強地主，將之遷到其他地方，且扶植新的地主官僚，給予他們特權，曾說：「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納外，悉免役，著為令。」優免本來有限制，否則一切差役都會壓在百姓身上，但是規定淪為空文，官僚們批上了合法的外衣，為隱匿人口開了一道門，造成明代戶籍管理上嚴重的惡果。
二、地主招納投獻，地主買通里甲、官吏，以非法的方式隱蔽田土，於是田力富饒之家得輕役，而瘠薄之人反得重差，百姓走投無路，為了躲避差役，遂將子弟投獻於豪門，或將土地與家人一起投獻到官僚地主門下，造成豪強之役屬日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的情況。統計蘇、松、常三府的官宦之家，約有8300餘人，其中其中進士、舉人有6000餘人，這些大批的官僚隱蔽者多則萬人，少則十數人。因此，戶籍人口越來越少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三、軍官隱匿人口，蘇州有些地方豪紳為了脫漏戶口、躲避差糧，往往賄賂衛所官吏，用冒認軍人親屬等手段，書填勘合、隱匿人丁。永樂年間造黃冊時，一些奸民與官旗軍吏勾結，於別保里捏作老幼鄉還，或於帶管畸零項下開報。有些人更姓假作餘丁、有些人竄名帽頂軍伍，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當有司要追究時，衛所則堅間然不答。周忱言：「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說明這種現象日益嚴重。
四、寺觀隱匿人口，江浙地區的寺廟很多，黃冊雖記載僧道也要納糧當差，但只是具文而已，寺院之人一般不須當差。此造成許多為徭役所困的貧民，紛紛投入寺觀，以致僧、道人數遠遠超過定額。若以寺觀的數量推算，蘇、松、長三府的寺觀數量約840所，以平均每所30人計算，即有25000餘眾。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閒者，常有三、五輩，如此算來，隱匿的數量也相當可觀。
五、新市鎮興起，嘉靖以後，有些村落位於水路要衝，形成新市鎮，此不但吸引本地居民，連京省標客也紛至沓來。新市鎮的人口增加快速，如吳江縣的雙楊市明初只是居民數十的小鎮，到嘉靖間已餘三百家。類似的市鎮不斷湧現，正德約只有44個，到崇禎時已有65個，明朝中葉以後，在商業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有些無法負擔重賦的農民便離開農村，到市鎮中成為工人。
肆、人口消長不一的原因
作者製「明代蘇州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明代松江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明代常州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頁143-144)，發現常州府的人口雖呈現波浪式的增減，但大致上來說仍是緩慢增加的，不同於蘇州、松江二府的人口是持續減少的情況，作者分析原因如下：
一、常州官田少，蘇、松、常三府的稅糧佔全國總額的15.91%，惟前二府已佔全國的13.36%，可見蘇、松二府的稅糧負擔比常州還要重許多，此可從官田比例窺得，從「明代弘治十五年蘇、松、常官民田比例表」(頁145)，得知蘇州府的官田比例佔62.99%、松江府佔84.52%，而常州府只佔14.64%。
二、蘇、松田賦重，從「明代蘇、松、常每人負擔田賦表」(頁147-149)可知洪武二十六年時，蘇州每人平均負擔0.3051兩，比松江府的0.2627兩，以及常州府的0.2119還要多。但總體來說，最重的應是松江府，如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的負擔為0.4706兩、萬曆六年0.5666兩，比起其他兩府高出近一倍。以上所言僅是正賦而已，若加上加耗、運輸等費用，負擔會更高。
將稅糧的增減與人口的增長做比對，會發現負擔低時人口上升，負擔高時人口則下降。因此，人口增減與田賦的輕重有直接關係。
小結
總結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減少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統治者對人民剝削太重，但多數人並沒有離開，只是躲避戶籍登記，包括投獻於豪門、隱匿於寺觀、軍戶之中，或是改從事工商業等等。大致來說，明初朝廷的控制力比較強、賦稅較輕，所以戶籍數字較接近真實，到了明中葉以後，中央權力衰落，以及商品經濟發展，人口的數字就無法準確了。因此在討論江南人口問題時，應該注意其特點，考慮各種社會因素，才能接近真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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