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賢,〈明代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消長述略〉一文[1],討論明代蘇、松、常地區的人口減少原因,作者先介紹三府的人口的情況,接著論述人口消失的原因,已即消失的人口往何處流動,最後討論何以常州府的人口呈緩慢增加,與人口持續減少的蘇、松二府有何不同之處。

 

壹、人口狀況

        明代初年,由於經過元末的戰爭,不少地區遭到破壞,江南地區也是久困兵革,土地荒蕪。朱元璋為了鞏固政權,一方面招逃民復業,一方面又加緊編制管理人口的制度。曾派周鑄等國子監生至浙西核實田畝,目的即是要將百姓重新固定在土地上。後又規定百姓「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並將戶帖制度推行至全國。洪武四年(1371)時,不但蘇州、嘉興、徽州等府都完成了登籍,北方開封、鈞州等府也都完成了,除少數邊遠地區外,全國已普遍施行。朱元璋為將強控制,還要求務農者、工匠外出不可過遠,且要報備。對於戶帖的不足之處,朱元璋於洪武十三年(1380)採納了范敏的建議,創立黃冊,將勞動人民束縛在土地上,為統治者提供必要的財富和差徭。

明代江南諸府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蘇、松、常三府又是其中心,但作者製「明代蘇州府戶籍人口概況表」、「明代松江府戶籍人口概況表」、「明代常州府戶籍人口概況表」三表(124-128),發現常州府從洪武十年至萬曆四十一年,人口由62萬人增至103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700餘人,增長速度過於緩慢,應是《常州府志》所言的「多所隱漏」。蘇州府從洪武二十六年至萬曆六年中,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由減少34萬人。而松江府減少的人就更多,從洪武二十四年到萬曆六年,共減少了61萬人。在物產豐富的地方,何以人口減少的如此多?作者認為減少的只是戶籍上的數字,實際人口是有增加的,如《吳邑城郭圖說》中說蘇州「戶口太繁」、松江府「生齒日繁」等。

 

貳、人口短少的原因

        一、田賦沉重,明代學者邱浚統計全國稅糧,蘇州府為280萬石(平均每人負擔119)、松江府為120萬石(平均每人負擔11)、常州府為55萬石(平均每人負擔7)、浙江布政使司只有275萬石(平均每人負擔為26)。從每人負擔稅糧來看,光是蘇州一府就比浙江全省多5萬石,每人負擔更多了近20倍。連皇帝都不得不承認此三區的賦稅過重,如宣德皇帝就曾多次提到「官田賦重」。負擔不起的農民只好逃離,松江府到明中葉以後大概十去六、七分,周忱曾考察太倉城的戶口情況,發現人口僅剩一半卻還要負擔全額稅糧,他擔心「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浙至於無徵矣。」逃者的稅糧由未逃者代納,會使得剩下的人戶負擔更重,惡性循環,是此地區的戶籍人口不斷下降的因素。

        二、役重差繁,正德時的南京右都御史何瑭說:「近年以來,則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蘇、松、常三地的官僚特別集中,他們擁有土地但不必當差,造成差役俱累小民代當。包括了馬差、漕白二糧、各種雜泛繁重,逼得人民困苦異常,康熙《長州縣志》載:「破家者常八、九。」有的甚至賣兒鬻女,不得以時只能棄家而逃,康熙《松江府志》載:「一甲所存無四、五戶。」

        三、科索雜繁,有糧長、老人之流,以買辦軍需為由,趁機科斂小民財物,以一科十。再者,蘇、松紡織工藝甚佳,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造成民不堪命,面對無厭的科索只好躲逃他境。

        四、倭寇擾害,倭寇在洪武二年(1369)、永樂十四年(1416)都曾侵擾蘇州地區,到了嘉靖以後更是猖獗,由於蘇、松、常等地是東南的錢穀之區,所以成為倭寇掠奪的目標,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倭寇從浙江入侵蘇、杭等府,縱火焚廬,使百姓傷亡甚多。嘉靖三十二年(1553),甚至攻掠府城,萬曆《宜興縣志》載:「民多流徙,田之荒蕪者什居九。」甚至有的官吏以防倭之名,趁機勒索錢糧、布絹。

        五、災重民逃,有時水利遭到忽視,河道淤塞,帶來很大的水災,使百姓紛紛逃走。如宣德七年(1432)蘇州一帶淹水,民取野草樹皮不能充飢,缺食逃亡。正德九年(1514)松江華亭頻年水患,逃亡者甚多,當塘港修復後,歸來者竟有3223戶之多。且由於官府「重租不重災」,徵糧依舊,民不能堪,有時雖有減免稅糧的賑恤,但受惠者往往是地主豪紳,而非百姓。

 

參、人口的去向

        一、優免官吏人丁,朱元璋位了鞏固政權,因此打擊舊的豪強地主,將之遷到其他地方,且扶植新的地主官僚,給予他們特權,曾說:「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納外,悉免役,著為令。」優免本來有限制,否則一切差役都會壓在百姓身上,但是規定淪為空文,官僚們批上了合法的外衣,為隱匿人口開了一道門,造成明代戶籍管理上嚴重的惡果。

        二、地主招納投獻,地主買通里甲、官吏,以非法的方式隱蔽田土,於是田力富饒之家得輕役,而瘠薄之人反得重差,百姓走投無路,為了躲避差役,遂將子弟投獻於豪門,或將土地與家人一起投獻到官僚地主門下,造成豪強之役屬日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的情況。統計蘇、松、常三府的官宦之家,約有8300餘人,其中其中進士、舉人有6000餘人,這些大批的官僚隱蔽者多則萬人,少則十數人。因此,戶籍人口越來越少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三、軍官隱匿人口,蘇州有些地方豪紳為了脫漏戶口、躲避差糧,往往賄賂衛所官吏,用冒認軍人親屬等手段,書填勘合、隱匿人丁。永樂年間造黃冊時,一些奸民與官旗軍吏勾結,於別保里捏作老幼鄉還,或於帶管畸零項下開報。有些人更姓假作餘丁、有些人竄名帽頂軍伍,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當有司要追究時,衛所則堅間然不答。周忱言:「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說明這種現象日益嚴重。

        四、寺觀隱匿人口,江浙地區的寺廟很多,黃冊雖記載僧道也要納糧當差,但只是具文而已,寺院之人一般不須當差。此造成許多為徭役所困的貧民,紛紛投入寺觀,以致僧、道人數遠遠超過定額。若以寺觀的數量推算,蘇、松、長三府的寺觀數量約840所,以平均每所30人計算,即有25000餘眾。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閒者,常有三、五輩,如此算來,隱匿的數量也相當可觀。

        五、新市鎮興起,嘉靖以後,有些村落位於水路要衝,形成新市鎮,此不但吸引本地居民,連京省標客也紛至沓來。新市鎮的人口增加快速,如吳江縣的雙楊市明初只是居民數十的小鎮,到嘉靖間已餘三百家。類似的市鎮不斷湧現,正德約只有44個,到崇禎時已有65個,明朝中葉以後,在商業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有些無法負擔重賦的農民便離開農村,到市鎮中成為工人。

 

肆、人口消長不一的原因

        作者製「明代蘇州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明代松江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明代常州府戶籍人口發展趨勢示意圖」(143-144),發現常州府的人口雖呈現波浪式的增減,但大致上來說仍是緩慢增加的,不同於蘇州、松江二府的人口是持續減少的情況,作者分析原因如下:

        一、常州官田少,蘇、松、常三府的稅糧佔全國總額的15.91%,惟前二府已佔全國的13.36%,可見蘇、松二府的稅糧負擔比常州還要重許多,此可從官田比例窺得,從「明代弘治十五年蘇、松、常官民田比例表」(145),得知蘇州府的官田比例佔62.99%、松江府佔84.52%,而常州府只佔14.64%

        二、蘇、松田賦重,從「明代蘇、松、常每人負擔田賦表」(147-149)可知洪武二十六年時,蘇州每人平均負擔0.3051兩,比松江府的0.2627兩,以及常州府的0.2119還要多。但總體來說,最重的應是松江府,如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的負擔為0.4706兩、萬曆六年0.5666兩,比起其他兩府高出近一倍。以上所言僅是正賦而已,若加上加耗、運輸等費用,負擔會更高。

        將稅糧的增減與人口的增長做比對,會發現負擔低時人口上升,負擔高時人口則下降。因此,人口增減與田賦的輕重有直接關係。

 

小結

        總結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減少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統治者對人民剝削太重,但多數人並沒有離開,只是躲避戶籍登記,包括投獻於豪門、隱匿於寺觀、軍戶之中,或是改從事工商業等等。大致來說,明初朝廷的控制力比較強、賦稅較輕,所以戶籍數字較接近真實,到了明中葉以後,中央權力衰落,以及商品經濟發展,人口的數字就無法準確了。因此在討論江南人口問題時,應該注意其特點,考慮各種社會因素,才能接近真實的情況。



[1]李濟賢,〈明代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消長述略〉,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四輯)(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12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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