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的〈清初上海的審判與調解—以『歷年記』為例〉[1]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先對《歷年記》的作者姚廷遴，以及《歷年記》的內容作扼要的介紹。第二節則花了較長的篇幅，詳細地描述姚廷遴的生活、親友交往，目的是使讀者理解姚廷遴的生活環境，進而體會對其對審判與調解。第三節是全文的主軸，本節整理了《歷年記》中24個與姚廷遴相關的司法案件，圍繞著「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兩個體系，指出此兩者並非分工關係，而往往是同時進行且有互補性的。第四節是全文結論，作者先提出疑問，從《歷年記》觀察到的上海事例能否推廣到中國其他地方？作者用上海的社會情況做了簡單的答覆，答案是肯定的，但明末清初上海仍有其獨特之處。以下是各節的摘要：
姚廷遴與他的《歷年記》
姚廷遴 (1628-1697)，字純如，出生上海望族。年少時，由於家族紛爭而放棄舉業，家族亦因鼎革而衰落，而後姚廷遴開始嘗試從商、經營田產，皆不甚成功，最後成為衙門胥吏，辭退後在家中開館教書，生活才趨於穩定。
《歷年記》約八萬餘字，文後並附有〈記事拾遺〉。此書是姚廷遴的自述，亦是生動記載明清交替時期的上海。姚廷遴自言寫作的目的即是紀錄「兵火災荒，人情惡薄」，因此文中涉及的範圍極廣，包括姚廷遴的生意經營、親友關係、災害戰亂、社會風俗變化。讀者可從此書中看到一個市井人物面對無常社會的處事方針，以及其對事態風俗的直率感想。
姚廷遴的生活與他的親友
《歷年記》中佔有相當大篇幅的人物除了姚廷遴自己外，應是其叔祖姚永濟。姚永濟三十五歲時登進士，仕宦四十年，於崇禎十二年(1639)歸里，其最後的官職是浙江布政使。姚永濟在仕宦中累積了大筆的財富與良好的聲譽。關於他的財富，《歷年記》曾記到1645年姚永濟家被荊本徹的部隊搶了三天。劫後，姚廷遴去探望，「惟見滿地皆沉香速香、玉簪玉杯、牙箸京墨等物」，可見其財富之鉅。經過劫掠後，姚永濟家產雖所甚無幾，但其以泊如的態度接受此難。在順治九年(1652)姚永濟九十大壽時還有盛大的慶祝，此亦為姚家最後的盛事，至順治十六年(1659)姚永濟過世時，姚廷遴等族人不得不便賣屋產以湊足喪儀費。
姚廷遴自十三歲喪父以後，事事受到姚永濟的照顧，姚永濟曾鼓勵姚廷遴參加童試，只是姚廷遴年輕時個性放蕩志不在此，他放棄舉業，且熱衷於交友，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結了一個盟會，他們秘密計畫著某種會危及親族的行動，最終被姚永濟發現而結束。
鼎革之後，姚家勢力不如昔，姚廷遴不得不自謀生計，他曾嘗試經商，賣了田產做鹹肉買賣、與舅舅經營米店，兩者皆不甚順利，而後搭了松江地區置田的熱潮，在順治五年(1648)贖回部分田產開始務農，擴大規模後卻因蟲害而收成欠佳，甚至與祖母趙氏兄弟間因耕作問題起了糾紛，打了土地爭訟的官司。
順治九年(1652)，姚廷遴在姚永濟的主持下，入贅於上海談家。起初姚廷遴曾抱怨姚永濟「反將我贅入他家」，對此不平，於是放話永不回姚家。不過入贅在上海是很平常的，且這也是限於經濟壓力不得不的結果，姚永濟曾表達歉意，也獲得姚廷遴的原諒。姚廷遴婚後並不常住於談家，或在城裡，或在贅地。
順治十年(1653)，米價跌落且賦役繁重，姚廷遴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決定停止農業經營，拜徐翰遠為師，改業為縣衙胥吏。姚家形容此業的好處是：「一可識熟衙門人面，二可習熟文移律例。」本來縣衙胥吏的收入頗多，尤其兵房、公房都有油水可撈，但姚廷遴良心未泯，不但不勒索民眾，有時還自賠軍需，因此在巡撫韓世琦巡察時未受懲。康熙四年(1665)，姚廷遴又購買田地，重新開始耕作，次年辭職返鄉。康熙七年(1668)起在家中開館教書。
由此可知在返家後應是姚廷遴人生中較大的轉變，在此之前他的在社會、經濟上都是富有變化，且及不安定的。姚廷遴的生活世界不受限於一個村落或一個宗族，他或在城中、或在鄉間；他與姚家關係密切，同時在贅後與談家族人也有人互動，還有朋友、同班胥吏等等關係。有了以上初步的理解，可略知在審判與調解時，姚廷遴用哪些網絡、哪些有利的條件來面對問題。
清初上海的審判與調解
對於中國社會審判與調解，無論是 Van der Sprenkel 的論點，或是日本學者「共同體」觀點，皆強調宗族、村落等社會團體的機能，認為民眾會服從他們的內部調解，且又因胥役的勒索與官吏不公等考量，使得民眾非重大案件，否則不願意打官司。但是透過對淡新檔案等審判文書的研究，前述看法逐漸被修正，如 David Buxbaum 指出縣衙門批准的訴訟案件很多，許多市民事上的小案件。
作者整理《歷年記》中24個與姚廷遴本身或其親友相關的案件，其中有受理的也有不受理的，但這個數量仍相當驚人，誠如康熙《上海縣志》所載：
其士人皆好詩書能文章……然數十年以來，習俗稍異，民多好拳勇，樂爭鬥，又喜為缿筩告訐，睚眦之忿，錐刀之爭，輒舞文巧詆以虛詞瀆聽，乍閱其詞，雖臯陶聽之，以為死有餘辜，及訓其情則多瞞讕誣妄，百無一實。
顯示上海轉變成一個「健訟」之地。在姚廷遴也有親歷許多特別的案例，如前文提到他與祖母趙氏兄弟間的糾紛，打官司的原因是因田作而發生毆打事件，《歷年記》記載道：
祖母必竟要使我置身無地，必欲使我性命須臾，謀約已定，故意將車在我宅河內之水，我起而視之，彼即不遜，手持鋤頭，砍傷我腦後。余即出邑白知叔父叔祖，豈料祖母先在宅內，正說我不好，豈非約定乎！叔祖亦大怒云：「大老官只有此孫，看汝屢屢擺佈，快叫管數王成來，同去稟官。」……此番官司，直至十月而定，彼田亦荒，揭債使費，自此破家，而後夫婦貧極而死。余雖破家，亦稍舒先父之氣。
被打之後還能立刻進城，大概可推知傷勢不重，姚永濟面臨這種輕微的家族紛爭竟也是建議打官司，且從結果來看，姚廷遴費了不少錢，倒是爭了一口氣。
其他的例子還有為了娶妾、田土贖回、住房贖回等小事，打官司似乎替代民間調解，成了解決紛爭的主要手段。可是必須要留意的是，24個案例中也有幾則毆打、甚至打死人的重大刑事案件，這些案件雖在官府訴訟，最後卻以「和息」的方式解決。顯示在當時的上海社會，「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具有一些同質性。有些人在告狀前會請同族近鄰來公議，如果公議能夠讓滿意提告者，他便不告狀了；有些雖然告了狀且被官府批准，但知縣在堂上卻用調解的手段解決。可知「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往往同時進行與轉換的，並不是所謂小事與民事搞靠民間調停；大事與刑事靠國家審判的分工關係，上海人認為兩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們會以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為標準。
然而「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在處理上，大致來說仍有一些顯著的差別，前者所花費的經費較高，且較能打倒對方。如前文提到姚廷遴與祖母等的訴訟雖導致破家，卻也擊倒對方，為自己與先父出了一口氣。從24個案例中做統計，訴訟的經費少要數十兩，多則數百兩，有時遇到不好的地方官，其實兩造雙方都不會有好處；相對而言，後者不能給予對方十分有效的打擊，但花的錢也較少，風險是比較低的，姚廷遴中年以後也認為為打官司花錢是「可惜亦可笑」的事。
作者附帶提出一個問題，即文中不斷地使用「國家審判」這個詞彙，和近代國家的審判制度是否一致呢？尤其在討論「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的關係時，這是不可不論的。作者援引滋賀秀三的論點指出，清朝州縣自理之案，與其說是根據成文法、習慣法等法律來判定，不如說是以「情理」為基準，他們沒有判決確定力的概念，得要到兩造承服後才結束。作者同意此點，並補充說明道，「國家審判」不外是以國家權力為背景的、權威性的調解，因此在人們在「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做抉擇時，不是完全是做兩種「制度」之選擇，而是可說是做官方與親友之選擇。
結言
「國家審判」與「民間調停」兩者具有互補性，作者在此提出一個疑問，能否將明末清初上海的事例推廣到中國的其他地方看待？作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上海是個流動性頗高的社會，人們解決紛爭所採取的方式較具多樣性；在流動性較低的社會，人們所採取的選擇則比較有限。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只能盲從民間團體的支配而不選擇。因此，類似的情況可能存於中國許多時間、許多地域中。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上海仍有其特殊性，例如「健訟」，健訟的原因除了上海知識水準較高，也與蘇松地區的商品經濟發達有關。16世紀初，百姓怕見官府，有終身不到城市者，凡有事則透過糧長；到了16世紀末，無論是行商做工、納賦當役皆時常進城，與縣衙書役有接觸，打官司便成解決紛爭的一個習慣。
國家審判既不完全可靠，人們還需要依靠血緣、地緣、朋友等關係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必須注意的是，民間團體的關係不是單一的，以姚廷遴的例子而言，他有時幫助姚家，有時幫助談家，有時解決近鄰的紛爭，有時挽救他的學生。可知姚廷遴同時屬於多元的結合關係，穿梭於各個關係中，從而尋找最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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