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書中第一部分中已揭示有些論點主張在1800年之前，西歐的各種制度促使該地區率先邁入工業成長之林。但這些說法顯得說服力不足，考察而比較各地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會發現1800年之前的中國與西歐比，其實一點也不遜色。若單從西歐自身的優勢來解釋其十九世紀的成功都顯得不足，因為恐怕沒有地區能自然而然地朝向歷史的重大斷裂發展。
鑑此，在書中的第二部分，不是著眼在資本累積、資源分配、市場需求等將經濟作為看待的分析面向，而是在不同地區富裕家庭的關鍵少數，他們透過想要購買物品，進而累積資本或是觸動經濟變遷的能力與性向，仍有可能受到不同的方式所影響。如韋伯 ( Max Weber ) 從新教的教義中探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這類種種的論點都把經濟放在制高點，而不太談作為生產者的大眾是如何從事經濟活動的，他們似乎認為生產、消費商品的價值是在於他們能夠滿足人的基本生存，對於奢侈品則鮮少提及，因此在書中的第二部分將大篇幅著墨於此。
日常奢侈品的兩種論點
有關1400年以後「奢侈品」與「消費社會」興起的辯論可歸納為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強調富人奢侈消費的成長，尤其是採購昂貴而耐久的製造品，如大型家具、絲綢等，此消費行為取代舊式以隨扈彰顯身份地位的行為，意即將奢侈給「物化」，奢侈品成為有錢便能購買的東西，不再是特殊社會地位才能擁有的特權，任何人透過適當的消費，便可用金錢換得適合自己的地位。如此而言，品味的評判將比過去更為快速，舊有的精英階層為了抵禦新貴階層只好不斷地消費以提升地位，於是消費脫離了生理上的需求。第二種說法是強調奢侈品逐漸轉換為各階層都消費得起的日常用品，此說的焦點並非大型耐久的奢侈品，而是小單位的物品，如銀飾、上癮食物等，這些東西早期皆為奢侈品，後轉為司空見慣的消費品。
關注大眾消費的論點通常會主張，由於奢侈品無法透過市場以外的方式取得，故對奢侈品的需求會促使人們更渴望金錢，他們鼓勵人們更努力工作、更投入市場，而不是僅達到維生的需求就停止工作，或者他們將「維生」重新定義為包括購買更多的東西，因此造就了工業革命的形成。
兩種論點皆把焦點放在消費是如何擴大、聚集需求，以及需求又如何把一般人變成生產者。且歐洲人的生產力也受此影響成為其他物品的生產者，但歐洲本身並沒有生產上癮食物，糖、菸草都是在歐洲以外的地區所生產，而這些勞工並有被給予更多消費品作為回報，以促使他們有更多的生產力。意即這些勞工之所以重要，僅是因為他們促使上癮食物的普及且降低其價格，而非提供刺激歐洲內部生產力的新動力。
兩種說法雖略有重疊，但前者更強調消費與工業革命的關係。如第一種說法將焦點在昂貴而耐久的奢侈品上，有論點主張為了購買奢侈品而開始出現對金錢的需求，使精英階級對生產才更合理地使用，也帶來更多糧食或其他平價物進入市場。另一方面，耐久的奢侈品多為歐洲所生產，且是在城市中所出現，城市的需求集中刺激生產者去擴大生產、實現規模經濟。於是能力較好、能購買昂貴原料的製造業者成功地成為資本家，其他的業者則逐漸成為受薪雇工。這次乎顯示耐久奢侈品的消費會改變生產模式，加強生產者出現新的機制與差異。
前近代歐亞的日用奢侈品與大眾消費的比較
對物品的偏好在各文化中都是一樣的，文化消費上的差異在於購買力的問題。嘗試比較中國與歐洲在日用奢侈品，1800左右英格蘭美人在茶上的平均消費約1磅，而數據顯示歐洲的其他地區消費更低，約只有2盎司，反觀中國在1840年的茶平均消費雖在11磅以下，但國內茶貿易總量卻2.6億磅，歐洲要到很久之後才能超越中國。雖然以茶為比較是不公允的，因歐洲包含了運輸成本、關稅等不利的條件。
不過，即使是糖也有類似的情況。英國在1800年的糖平均消費量是每人18磅，其他歐陸地區約2磅，雖然沒有中國在18世紀糖消費的數據，但從零碎的資料得出的結果顯示中國的糖消費非常高，由於十七世紀福建、廣東佔中國的國內甘蔗種植比例的90%，由此基礎進行估算，1750年中國美人的糖消費量約3.8至5磅，比起歐洲其他地區高的多。
但要指出的是，1840年後中國糖的人均消費逐漸降低，歐洲卻快速成長，產生如此的差異可能與人口增長有關，中國在1750年代後的人口成長集中在相對貧窮的地區，歐洲則集中在相對繁榮的地方。人口增長隱含的另一個問題是，這類的作物必須與其他糧食作物爭地，即糧食作物排擠了其他作物的生長，不過對歐洲卻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這類的消費通常是在殖民地生產，或是以白銀和東方購買。此外，還可以從日用奢侈品所代表的意義來看待，這些商品在中國並不能創造國家的重大稅收，因此不會被提倡消費，但部分歐洲而言，這類的商品具有非常大的利益，因此會被鼓勵消費。
耐久消費和奢侈的物化
耐久物品一般可指家具、銀器等等，但不同文明間的奢侈消費自然不會完全相同，故拿歐洲與中國、日本、印度做比較時需格外留意，也因此在這個小節中，討論的重點是不同文明間如何利用物的消費作為地位的競爭，分析其在「質」的轉變與「量」的增長。
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 曾提出兩個社會類型的體系，分別為時尚體系 ( Fashion System ) 與特許體系 ( coupon or license system )。前者是指任何人只要有金錢就可以購買到各種象徵社會地位的物品，金錢可以快速轉換成身分地位，為了做出區隔，消費行為又被分為「精緻」與「粗俗」，即將認定地位的物品不斷推陳出新，並將舊的物品標誌成俗物，競逐的結果是帶動商品化的趨勢；後者將某些重要的、具神聖性的項目，只保留讓少數人才能合法擁有與交易，不允許下階層的人模仿上階層的消費模式。
從居所方面來觀察，西歐鄉村地區的城堡從抵禦的用途轉變為增加私人的舒適性設計，更多的家庭有不同的住處以提供娛樂之用，而房內的物品擴增，包括了家具、銀器、珠寶等富有的象徵物，也由於這類物品文化貶值的速度很快，因此需要透過不斷地累積來定義自己，造成了富家財富的枯竭。中國也有和歐洲一樣的現象，明代的上層家庭中也充斥著各類精緻的奢侈品，藝術創作也被物化為商品，當財富透過消費可以轉換為地位時，就出現了指南手冊的書籍，提供如何估價和展示這些物品，明代的政府與西歐都曾頒布所謂的禁奢令，不過皆沒有顯著的成效。德川時代的日本也可見同樣的例子，農民家內有黃金、白銀與象牙的裝飾，大名階級逐漸崩壞。至於印度在蒙兀兒帝國解體後，各地林立的小朝廷成為模仿精英消費的中心，他們類似歐洲各地的宮廷。但印度的身分地位較穩定，使他們更接近「特許體系」，約束的力量不致使不同階級廣泛參與「時尚體系」的建立，因此雖可推論消費主義在印度出現，但發展並不如東亞與西歐。
由於隨扈制的式微，中國、日本、歐洲的精英分子失去控制周圍奴僕的能力，因此更需要以物品彰顯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相反的，印度具有人身依附性質的勞動力仍然相當重要，似乎印度的威望是來自擁有的追隨者眾，而非擁有財務的多寡。由此可知中國、日本與西歐的相似度之高，更甚於東南亞。意即顯示出歐洲新的精英階層的消費主義並非獨一無二的，不過比較時仍需細查其差異之處。
以建材方面作為考察點，中國、日本在住宅品質的改進上與西歐無顯著的差別，但在觀念上有極大的不同，中國的居住空間仍保有祭祀空間，以至於建築風格的變化不如歐洲大。再者，中國與日本即使有能力以磚石為建材，卻基於宇宙觀與宗教理由等因素，使之在建材上仍以木材為主體，此皆說明東亞不太需要花費太多投資在住宅方面以炫富，他們著重的是在內部的華麗裝飾，而印度精英花大筆錢在住家建築上的情形可能較為普遍。
以社會階層為作為觀察點，歐洲地區連地位低下的人也會買奢侈品，包括了不甚富裕的工人也會購買茶、咖啡、蒸餾飲料等上癮食物，展示這些物品更成為下民文化的一環。中國、日本與西歐沒有太大差異，考察十七世紀中國農村家庭的花費在糧食的比重約為總收入的55%，與十八世紀的英格蘭農民、工匠消費比相似。中國農民的非糧食消費，在種類與數量上都有增加的趨勢，如廟會節慶、書籍、旅遊的興盛皆可作為佐證。
將紡織業做比較，十八世紀的長江中下游人均產量約為14.5磅的棉與2磅的絲製衣。而1800年大英帝國的棉、毛、亞麻等總產量約為每人12.9磅，可惜沒有資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長江中下游有多少衣服輸出，輸出的比重也許比大英帝國還要高，因而降低了該地衣服的消費不如大英帝國的水準，但長江中下游的人口是大英帝國的2至3倍多，且品質上也較耐久。嘗試透過推算消費衣服的比例，中國在1750至1870年人均消費約為6.2至8磅，比起英國以外的其他歐陸地區仍較高。
有些跡象顯示印度所得較中國、日本和西歐不平均。1647年蒙兀兒帝國61.5%的稅收流入455個家族中，因此可說印度的奢侈品需求幾乎都是貴族的需求。但在中國、日本與西歐，消費者的需求已廣泛達到跨越階級的程度，比較起來日本國土最小，且土地臨海可航運，加上大名被迫要在幕府將軍的朝廷待上半輩子，使他們有機會讓地方的顯要人物看到和模仿新的品味，並傳達到各地。中國的例子則更為複雜，中國有統一的文字，因此書籍是一個良好的媒介，以及士商廣泛的遠遊，所以精英階層追逐的新奇品味傳播的又快又遠。至於歐洲則較不普及，耐久的消費物在最繁榮的荷蘭與北法仍不平均，較小的奢侈品亦同，二十世紀以前的法國鄉村仍視咖啡為奢侈品、即使英格蘭，工人要到1840年消費水準提升後才對茶、菸草依賴度提高。
舶來品和時尚的速度：全球狀態和文化性的經濟差異
十六世紀以後，歐洲消費方面的成長仍在持續，但中國與日本並沒有加速的趨勢。中國方面可能與清朝基礎穩固後，重建社會秩序等政策使精英階級的角色回到公共服務方面，總之中國對於新商品的慾望有消減的情況。而日本進入江戶時代後社會安定度也較高，反觀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箝制家族擴張，摧毀大家族網路中認同的向心力，也帶動人們透過購物來標識身分與找尋認同。
歐洲品味轉變速度超過中國與日本，造成差異可以歸因於對於舶來品的喜好，紡織品和瓷器，卻在歐洲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卻沒有任何舶來品曾影響中國與日本的風格，一般認為這是來自他們相信自己的民族優越，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乾隆皇帝對英國特使的說法，不過皇帝的意見不能作為全中國的意見，畢竟中國的貿易機制下的數據顯示進口與出口量幾乎一樣多，其大宗是來自東南亞的木材、珍貴食材，而與歐洲進口不同的是，中國進口的商品大部分都是靠蒐集而非種植，因此中國進口的舶來品無法向美洲一樣投入人力生產獲得。
由於1400年開始，一連串紙幣實驗的失敗，使明朝著手進行新的貨幣經濟政策，白銀於是成為有價值的儲藏品，結果造成中國在西方人來貿易之前已經大量進口白銀。把白銀當成是現代金錢的概念，會傾向將中國人對舶來品的喜好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象徵。但在此應該將白銀視為一種商品，一種精緻的礦產品，就像可可豆、胡椒等香料也曾扮演貨幣的角色一樣。如此將認識到當歐洲白銀大量進入中國後，同時也有大量的黃金從中國出口到歐洲和印度。更明確地說，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也是創造全球經濟的主動力量，白銀進口換得的奢侈品，提供歐洲外部的動力推動了時尚的機制。
奢侈品的需求、社會體系與資本主義式的公司
宋巴特 (Werner Sombart ) 在其有關奢侈與歐洲資本主義的起源論點中認為，奢侈品需求的成長創造了新型的工匠和商人，要面對原料費用高，以及有些強勢但缺乏現金的顧客等，使得大部分的工匠無法獨立生產這些產品，解決之道是靠擁有者委任並提供生產經費。當這類的奢侈品需求量大且集中在城市時，意味著生產者如能夠負擔經費，就可以擴大生產以降低成本。因此有少部分的獨立商號興起，並雇用更多的工匠，被雇用的工匠無法獨立生產，於是成了無產階級。
中國與日本也有類似的例子，但不應高估它們的人數與力量。如印度的織工非常獨立，不受買主或贊助者左右，其商品通常是強迫工匠委任生產，而不用從獨立的商店中購買。其他各個地區大部分的工匠則是透過類似世襲的工頭從中斡旋，這些工頭並沒有成為直接生產的資本家，或是被擁有資金的雇主監控成為無產階級。而在東南亞的城市中，絲織業工匠常會在貴族的庇護下工作，但亦無資本主義的工匠出現。
奢侈品的製造種類不同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如中國的伐木業、日本的漁業都有類似資本主義式的機制。奢侈品需求的規模與特質，並沒有創造出預訂生產制的零售商以及大量的雇工。社會內需求成長的問題，才會使生產和要素市場變得越來越重要。
摘自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著；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巨流圖書，2004)，第三章〈奢侈消費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實在是太難了，我也不確定我到底有沒有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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