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顯恩、陳春聲合撰的〈論社會經濟史的區域性研究〉[1]一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講述史學的發展脈絡，區域性社會經濟史興盛的學術背景；第二部分則是對區域研究的意義提出辯證，重新探討「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之異同；第三部分則是就區域性社會經濟史的方法論提出討論，提出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部分，文中從西方的學術脈絡切入，提到實證主義在應用於自然領域之後，人文學科無可避免的亦受到影響，線性的、客觀的、近乎決定論的觀念主導歷史哲學的思辨，使得歷史哲學家紛紛機械式的將歷史進程分為若干階段，同時西方史學界亦衍生出「歐洲中心論」的思潮，將歐洲的發展模式視作世界的典範。
大約至二戰以後，科學的思維又有一明顯轉向，諸如數理統計、機率的發展，才使人們意識到或然規律的存在，因此模糊的、多元的、不確定性的問題受到重視，歷史學家受到相對主義的影響，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歷史的客觀性，社會經濟史的區域性研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此外，在兩次大戰結束後，各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殖民體系崩潰，「歐洲中心論」受到衝擊，各個地區的歷史發展開始倍受關注，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此亦為以區域為研究範圍的社會經濟史的發展契機。包括法國年鑑學派 (Annales School) 的費夫賀 (Lucien Febvre) 與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結構主義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等西方主要史學流派都有不少人致力於社會經濟史的區域研究，七零年代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富有啟發性的區域經濟史理論更使社會經濟史的區域研究成為熱門課題。早期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區域研究以傅衣凌為先驅，他深入農村，從事社會調查，廣闢資料來源，分析零碎的史料，找尋其所蘊含的社會經濟發展。之後由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本身的要求，以及國際史學的潮流，因此有更多的學者投身於此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方面，中央研究院也在 1973 制定了「中國現代區域研究計畫」進行區域研究，不但擴大研究面向，並引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做為輔助。
在第二部分，文中提到學術界習慣把綜合性的研究稱做「宏觀研究」；將區域性分析稱作「微觀研究」，並認為後者微觀必須在宏觀的指導下進行，即微觀是為宏觀服務，其學術價值相對較低。但作者認為這是錯誤的見解，有必要重新分析。
其一、在研究領域上，微觀與宏觀是相對的概念，國家之於地區雖屬宏觀，但若將國家放入更大的跨國區域，那國家就變成微觀。其二、微觀與宏觀在史學研究上，其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以史料為基、無論是考古學、文獻學、歷史編纂方法等，並不會因研究範圍的大小而有顯著的差別。其三、史學研究的結論與研究課題是微觀或宏觀並無絕對關係，有些人認為區域研究得到的結論只是用於區域，其實這是學術通識上的誤解，史學研究無論微觀與宏觀都是以有限之史料重建無限之歷史，微觀研究中也常可得到具有普遍性的結論。其四、史學研究的學術價值並不取決於研究範圍的大小，區域研究可以看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例如對於政策的靈活調適、地方自主權的升降等。總之，學術應是多元的、分工的，區域性研究是史學的一支，而非全國性研究的附庸。
第三部分指出在進行區域性的經濟社會研究時，應該要對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有一種結構的認識，畢竟人類社會是一種多層次的結構性整體，除了社會與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各方面都互有關聯，因此應將社會經濟研究放在總體的歷史脈絡中考察，注意與其他問題的關聯。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對區域性的經濟社會研究提出幾個應該強調的所在，如下：
第一、注重跨學科的綜合研究，由於史學的研究範圍既大且廣，既然要具備結構性的眼界，當然應結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第二、注重是「長時段」的因素，由於地裡變化比起人類活動而言是緩慢的，因此常會被忽視，山川、海河、氣候等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進程的影響往往不是直接導致，但卻有決定性的意義，如在文化初期，自然資源扮演重要的角色，間接影響當地的風俗、語言、習慣等文化；第三、加強定量分析的工作，與少數精英不同，大眾的活動往往是重複的。因此透過數理統計、經濟數學等方法，運用數據建立一套方法，可使結論更科學，且更全面的反映社會底層；第四、加強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所謂個案研究指的是有代表性的社會歷史現象、事件或人物。尤其應該注意宗族、村莊、市集等較為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深入個案研究有助於了解同類的歷史現象及其傳達的訊息。此外，區域經濟的比較研究不僅是對不同地區進行比較，亦包括同一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通過比較研究可以悉知各區域的發展不平衡性，或是同類社會經濟社會現象在不同區域的表現形式，揭示社會經濟發展的多元風貌。
後記
原文有一個錯字，在23頁的第二段第三行，「學術通識」的「識」誤植為「織」。另外，此文似乎仍有馬克思史學的影子，文中不斷地提到歷史的「規律」，這其實是可以省略掉的，所以我摘的時候把文中的辭彙稍微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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